南宋人春节礼单中为何没有名酒：名酒都在何处？真相还有哪些？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这是南宋陆游《游山西村》一诗中的名句，里面有一个疑问，同样是腊月里酿的酒，为何农家的腊酒是“浑”的?陆游还劝同饮者“莫笑”，说明这种酒质量实在不咋的。马上过年了，春风送暖入屠苏，到亲朋故旧处走动，不能空着手登门，这是我们人传统的人情习俗，礼尚往来，不在轻重，表示心意，温暖人心。南宋的时候，人们过春节也送礼，礼单中是不是也包括酒类呢?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酒是有的，但极少，除了社会上层部分人互相馈赠一些极品佳酿之外，一般士大夫、老百姓则完全不送酒，因为普通的“浑”酒家家都有，随便哪个店铺也能买得到，没有必要送。不是不想送，而是没得好酒送。宋人和唐代以及北宋人一样，都喜欢喝酒，“人物浩繁，饮之者众”，社会上层至下层，酒是当时消费量很大的饮料。按今人的研究，当时的酒可分黄酒、果酒、配制酒和白酒四大类。

　　黄酒以谷类为原料，“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糯米取代黍秫等，成为主要的造酒原料。果酒包括葡萄酒、蜜酒、黄柑酒、椰子酒、梨酒、荔枝酒、枣酒等，其中以葡萄酒的产量较多，《五总志》说：“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河东盛产葡萄，也是葡萄酒的主要产区。白酒是独有的一种蒸馏酒。关于白酒的起源，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认为，白酒起源於唐宋时期，是人独立完成，而非外域传入。但宋人所谓的“白酒”，并不具有蒸馏酒的性质，当时的称呼是蒸酒、烧酒、酒露等，陆游在山西村喝的“浑酒”大概就是烧酒的一种。配制酒多属品味的滋补性药酒，如有酴酒、菊花酒、海桐皮酒、蝮蛇酒、地黄酒、枸杞酒、麝香酒等，今人统计约近百种。

　　南宋的民间酒，尽管品类较多，但制作技术普遍比较原始，决定了它的质量不能跻身名酒之列。这种现象在北宋时就曾被宋太宗严厉批评过，因酒质低劣，太宗皇帝下诏将两浙“湖州万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万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并许弃之”。从这个记载来看，宋太宗或许是打击假酒案的第一人呢。南宋时，但凡民间岁供的酒，皇帝和显贵们一般是不喝的，因为“诸司、邸第及诸州供送之酒”，尚不在名酒之列，只拿来“祠祭”，然后赐给下人喝，或者干脆批发给酒肆换钱，所谓朝廷的“无本生意”就是这么来的。人们平时随便在哪儿都能喝到劣质酒，到了春节送礼时，再送劣质酒，就显得很没有必要，不如选送其他的稀缺品，如盐巴、茶叶、果品等，反而能够表达“汪伦之情”。

　　南宋的名酒哪儿去了?要说南宋没有名酒，许多人可能不信，当然赵炎也不信。因为远在唐代就有大诗人杜牧为汾酒“杏花村”做过广告的，另外，据现在的“剑南春”之宣传，该酒可是唐代宫廷专用的呀，难道宋代人不知道?知道，只是很难喝到。“杏花村”在南宋时并未破产倒闭，但地界“沦陷”了，需要搞“榷场”拿好东西跟人家去换;“剑南春”倒是有，可工艺复杂，年产量有限，基本被皇家垄断了，据说宋高宗吴后家的“蓝桥风月”、宋宁宗杨后家的“清白堂”等，都是“剑南春”的工艺，绝对是“御酒”。

　　除了这两种名酒外，南宋还有其他不少名酒，但都集中在官府的控制中。如军队殿前司的“凤泉”、浙东提举常平司的“爰咨堂”、浙西提举常平司的“皇华堂”、江东转运司的“筹思堂”、苏州的“双瑞”、越州的“蓬莱春”等，都由官府生产。又如秀王府的“庆远堂”，则属达官贵人家酿造。宋孝宗也是喜欢名酒的，“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这个“蔷薇露”大概和今日的“茅台”一样，是国酒，但商标所有权，却是宋孝宗自己的。

　　知道了吧，南宋的名酒基本不在市面上出现，一般士大夫和老百姓怎么能买得到?就是李清照、辛弃疾之类社会名流，也不见得能够喝得到。比如李清照晚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词中的“淡酒”大致应该是极为普通的酒露，市场上的价值不会超过六十文小钱;而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喝得也是普通酒，因为他当时赋闲多年，钱是不会缺，可名酒就难弄到了。

　　辛弃疾与朱熹,号称当时南宋的“双子星座”，淳熙七年(1180年)春节期间，辛弃疾调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值严重旱灾，辛弃疾担负起救荒使命，在大街上贴出赈济榜文，只用八字：“劫禾者斩，闭粜着配!”朱熹为此登门看望辛弃疾，仅带了几本书作为礼品，还是辛弃疾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招待他，席间，朱熹赞扬辛弃疾说“这便见得你有才”。

　　黎元洪简介：　黎元洪字宋卿，汉族，是湖北黄陂人，祖籍为安徽省宿松县。人称“黎黄陂”，中华民国第1任副总统、第2任大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晚年投资实业。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民国初年第一次府院之争，相争的两方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这两人的争斗折射着当时的政治格局。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无论在资历还是实力方面，都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北洋系的代表。而黎元洪则成为了中间势力和革命党人比较亲密的合作伙伴，从此这两个人背后的政治力量来看，实力相距是悬殊的，但是职位高低略微弥补了黎元洪实力的不足。仅凭这点还是无法和段祺瑞的北洋系抗衡。

　　在1917年，府院之争达到了一次高潮，争端起于外交。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2月3号，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于是段祺瑞和黎元洪一致赞成对德宣战，此时府院在此事上没有矛盾。3月3号在段祺瑞的主持下，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次日段祺瑞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但此时黎元洪却拒绝盖印。

　　原来黎元洪走的是亲美路线，美国对德绝交，他自然紧随其上，而段祺瑞是亲日派，美日都希望通过促使参战，取得他们各自在的霸权，于是美国一旦发现参战对日本的好处是大于美国的好处，马上就改变主意，不再支持参战了。那么段祺瑞气势汹汹，黎元洪却以不变应万变，以拖延应付段总理。

　　段祺瑞当时不肯示弱，凭借着军中的威信，段祺瑞说服各省督军和代表，一致赞成段内阁的外交政策。5月1日，内阁举行会议，督军团居然要求参加，军人干政在这次会议上，是彻底地体现了。当时参加内阁会议的阁员，可怜只有3个人，而军人倒有一大半，于是宣战案顺利通过。黎元洪此时也只能屈从了。

　　但是黎元洪是留有后招的。本来总统已经签署了宣战案，国会通过应该问题不大，然而一个毁灭性的新闻，给段祺瑞以致命的一击，英文的《京报》披露了中日秘密签署了一亿元的军事借款，这就使得段祺瑞在国会所作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证词，完全是一个谎言。

　　舆论大哗，借着这个机会，一向以软弱示人的黎元洪，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段祺瑞离京去津，并指出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的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至此第一次府院之争白热化，又到了只有枪炮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