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国君墓为何建在随国？是一国两名还是迁移？真相究竟是什么？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大批青铜器和其他文物，其中尤以巨大青铜编钟闻名于世。此墓是战国时代曾国国君名“乙”的墓葬。随着大量珍贵陪葬品的出土面世，不但提高了古曾国的知名度，而且也带给人们一个谜团。随县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随国，在随国的国境中怎么会出现曾国国君的墓葬?

　　曾侯乙墓是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据考证，此墓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时期，于1978年发掘出土。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竖穴墓。南北16.5米，东西21米。内置木椁，椁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为夯土。整个墓葬分作东、中、北、西四室。东室置曾侯乙的木棺，双重，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墓主45岁左右，殉葬者为13～25岁的女性不等。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但是关于曾国国君的墓穴为何会建在随国的原因，学者们一直都在讨论研究，说法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随国即是曾国。石泉在《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一文中认为，随国即曾国，理由是随国和曾国都是姬姓国，都是西周分封于江汉的诸姬姓国之一。而且从两国的地望来看，也都是一致的。从宋代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到曾侯乙墓，都分布在随枣走廊一带，而且都是从南阳盆地迁入随枣走廊的。因此，随、曾一国。因为在古籍中，一国二名的记载很普遍。如河南附近的吕国又称甫，山东附近的州国又称淳于，楚称荆，魏称梁，比比皆是。所以，曾很可能就是随，是一个国家两种称呼罢了。所以曾国国君的墓穴建在随国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考古发现的曾国，显然不同于文献记载的随国，倒很有可能是史籍上的缯国或鄫国。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墓葬不一定都会建在国都。许多小的诸侯国由于封地狭小，国君墓葬只能在国都附近。较大的诸侯国则有特定的国君墓地。如鲁国国君墓地不在国都曲阜而在阚(距曲阜100多公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列举秦的国君葬地，其中不少不在国都。曾侯乙墓在随，未必就能说是随地是曾的国都。很有可能是随国被楚国灭掉后，曾国就由其他地方迁入随地了，就此在这里建国利民。杨宽等人的《曾国之迷试探》、何光岳的《曾国考》等书中都坚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曾国在西周时期已经和随国是同时并存的了，说随国就是曾国，实在是缺乏有力的依据。进而他们提出随国是在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被楚国所灭，楚国把地处楚边陲的曾国，从南阳迁入随地，这样随地就有可能出现曾国国君的墓穴了。

　　关于曾侯乙墓为何建在随地的说法是众说纷纭，到底以何者为是呢?现在看来是难以定为一说的，这还有待于历史学家的进一步考证才能为我们解答疑问。

　　毛文龙是明后期辽东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于天启元年(1621)以都司职受巡抚王化贞命，率兵约二百，船三艘，沿辽东半岛沿海诸岛收降辽东逃民。途中得知镇江(今丹东)城守空虚，与镇江中军陈良策通款，良策夜擒守将佟养真以献，毛文龙被授副总兵。后入朝鲜，复移驻位于鸭绿江口东南的平岛(今椴岛)，改名为皮岛(又称东江)，陆续招抚辽东流民数万于岛上，军势大增，成为联络朝鲜、骚扰后金的一支重要力量。由皮岛就近可由陆路北上威胁时已成为后金首都的沈阳，可以牵制后金过辽河西攻宁远、锦州、山海关，故朝廷亦倚重其师。崇祯二年(1629)六月，辽东督师袁崇焕数毛文龙十二大罪，请尚方剑斩其于双岛(今旅顺附近)。同年十月，清兵自大安口入，直逼京师，时论多以为此乃毛文龙被杀后失却牵制所致，加之袁崇焕受清反间，崇祯误认其通敌，于十二月逮之下狱。

　　对毛文龙的评价在其生前就莫衷一是。由于他投靠魏忠贤，天启间朝论多赞之。崇祯登基后，弹劾纷起，指责他虚功冒饷，跋扈不臣，毛文龙上疏抗辩，朝臣中也有人为他辩护，如兵部屯田司主事徐尔一就愿以三子一孙保毛文龙忠直。(1)毛文龙被斩，“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2)朝中多快之。至清兵入大安口，威逼京师，舆论又多认为若毛文龙在，必能蹑后牵制，清兵断不敢千里奔袭，渐以文龙死为冤。

　　袁崇焕被逮后此论益坚，多以为袁崇焕为践五年复辽之誓，暗与后金议和，后金约以诛毛文龙后即退兵，袁崇焕由此上当。此论于当时及清初颇为盛行，谈迁《国榷》即主此说。

　　《明史》于毛文龙颇多指责，但对其被杀亦稍以为冤。

　　《辽海丹忠录》与《镇海春秋》两部时事小说正作于袁崇焕被逮后，舆论偏向毛文龙之际。两书都把毛文龙看作是明廷海上城，把他塑造成集忠、勇、智于一身的一代名将，认为袁崇焕出于私人利益，为实现与后金的和约而杀了他，后金兵入大安口正是毛文龙被杀后的恶果，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毛文龙辩冤。弄清毛文龙的历史真相，于正确评价这两部小说及深入探讨特定条件下作者的心态及创作方法至关重要。

　　吴晗曾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史料》，其与《满文老档》为研究者提供了传统史料之外的新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示，毛文龙在皮岛可谓劣迹斑斑，其恶与《明史》所载袁崇焕斩毛文龙时数其十二大罪大致相合。概而言之，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投靠魏忠贤;

　　二、独霸一方，不受节制;

　　三、虚功冒饷;

　　四、自为盗寇;

　　五、威逼朝鲜;

　　六、私通外番。除私通外番外，对其他几方面研究界异议不多，这里就私通外番略作说明。

　　《满文老档》载有七份毛文龙与后金书信，研究者视为毛文龙通敌的铁证。毛文龙通敌为不移之论，(3)但有几个问题需要细审：一、他通敌的目的不是投降而是扩大自己的势力，妄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二、由此，他与后金有一定的利益冲突，时有袭击后金后方，杀良冒功之举。三、关于袁崇焕是否因发觉毛文龙通敌而斩之，《满文老档》、《李朝实录》所反映的情况与《明史》不尽一致。前者表明，明朝驻朝鲜使臣曾接到密报，金使可可孤山被带到北京后亦曾泄密，明廷是了解实情的，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动因也是刘兴祚的直接告密。但《明史 袁崇焕传》在数毛文龙十二大罪中，有“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之条，此罪列第五，并非首罪，审其意，私通外番之实为擅开马市，非降敌叛国。

　　《满文老档》的发现在《明史》修成之后，修史者或未掌握这一情况。毛文龙被诛后刘兴祚(刘爱塔)被袁崇焕任命为四协统领之一，刘以一新降之将(刘逃至皮岛在崇祯元年九月)而受重用，非有大功不可，其向袁崇焕告密或实有之。四、崇祯二年(1629)十月后金兵入大安口，到底是不是毛文龙被杀后失却牵制所致，目前研究者尚未有明确结论，这关系到揆理度势，毛文龙即使有通敌迹象，当时该不该杀的问题。《明史 袁崇焕传》认为文龙伏诛后，饷银虽增，“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又曰：“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颇以文龙伏诛为后金兵入侵的前因。毛文龙把与后金的通款付诸实践的到底有多少，在通敌的同时还有没有牵制之力，尚需探讨。

　　毛文龙在皮岛所为，《明史 袁崇焕传》的评价大体恰当：“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式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当然，他虽劣迹斑斑，也不必全盘否定，周文郁《边事小记 毛大将军纪略》谓毛文龙“顾丙寅(天启六年，1626)以前，则功浮于过也”，丁卯(天启七年，1627)灯节前，后金攻铁山，文龙幸免，“奴复破

　　朝鲜黄海等四道，自是知龙不能大有为，龙意气亦从此尽灭，凡诸情事，不无虚饰。自丁卯后，则其过浮于功也。总之，其人不学无术，且不置一正人于左右，雄视海外，夜郎自大，信口而谈，不识忌讳，其迹固有可诛者，惟是赤手创东岛，不二三年间，有众数万，招摇偷劫，亦自成其一种伎俩，设当日姑且置之，未辄有害。”周文郁为袁崇焕部将，对袁被逮杀颇以为冤，为时论中不多见者，但观“设当日姑且置之，未辄有害”之论，虽以袁为冤但不以杀毛为快，则态度尚属客观，他虽不知毛文龙通敌之情，但划其功过于前后两段仍有可取之处。

　　我们再看小说所写。《辽海丹忠录》为毛文龙辩冤的态度十分明显，常针对“诬陷”展开情节和发表议论。创作方法上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类似，回目下标明起讫时间、奏疏、战利品数等史料较多，史传色彩较浓。《镇海春秋》史传色彩略淡，小说成分增加，多推测、点缀类描写。不过两书都旨在歌颂毛文龙，在史料与艺术的处理上基本相同，这里择其大要，具体看一下小说是如何把毛文龙塑造成一位抗敌英雄及其与史实的反差。

　　一是对功绩的夸大与渲染。毛文龙白手创皮岛并以之为据点，曾多次袭击后金，也取得了一些胜利，这些胜利成为小说铺排的重点。

　　镇江之役可谓毛文龙初出茅庐第一功，由是役而授副总兵，奠定了他以后军事生涯的基础。《辽海丹忠录》所述战斗经过与《边事小纪》所载大体相同，唯写毛文龙率兵攻镇江与史不符，实际是陈良策自擒佟养真以献，后发现文龙船仅三只。小说渲染战斗过程，认为乃以少胜多、气夺敌胆的夜袭奇功。此役于辽东屡败之余自然鼓舞人心，但过早暴露目标，破坏了熊廷弼三方布置策略，“王化贞自谓发踪奇功”，而熊廷弼视为“奇祸”。(4)

　　后努尔哈赤派兵镇压，民人遭屠，损失惨重，当时即有人非之小说第十四回载：“镇江复陷，有人道毛文龙贪功生事，贻害一城。”但作者坚持认为其势足以夺敌胆，引叶向高、董思白褒文龙疏，为其颂功。总之，小说于此役过程描写尚属客观，评价则有偏颇，然亦时论之一种。

　　镇江之役后，毛文龙躲于朝鲜义州之宣川。天启元年十二月，后金军暗渡鸭绿江，偷袭毛文龙部，“贼兵如飙至风过，奄至林畔，文龙脱冠服混兵士中仅免……贼乱斫，文龙手下汉人皆延颈待戮。”(5)朝鲜备边司议此役曰：“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能发一箭，骈首就戮。”(6)《辽海丹忠录》于此败绩尚未否定，但述毛文龙与家丁“无不以一当百，杀死奴兵数百。”奴兵追于后，他反身冲向奴兵大队，“将为首的砍死了百数”，又从后掩杀，后换穿家丁王镐衣冠逃脱，于败中犹见勇武形象。《镇海春秋》第十回述此战，毛文龙脱险更具传奇色彩，言奴兵二万来围，部将丁文礼、刘可伸先后假冒毛文龙被杀，逃至林畔地方，五千南兵(明朝军队)至，杀奴兵二千有余，以五千人杀退二万人结束。两书对林畔之役的规模都作了夸大，都把毛兵说的英勇善战，与朝鲜方面的记载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