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的至亲糜芳背叛荆州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

　　刘备的亲人是没有几个的，小时候父亲就死了，依靠会点手艺活的母亲度日。刘备早年过得很清苦，尽管他喜欢漂亮的衣服，刘备很珍惜亲情，所以他身边不乏优秀的人才，比如关羽张飞。后来刘备在徐州的时候，与城中首富糜竺一见如故，糜竺把自己的妹妹送给刘备做夫人。糜夫人很贤惠，尽管她比刘备小了好多，她珍惜自己哥哥给自己找的这个男人，并且和另外一个姓甘的女子友好的相处。尽管她和刘备并没有儿子，可是糜夫人打心眼里敬仰刘备，把他当成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糜夫人家里有钱，小时候过惯了有钱人的生活。可是结了婚，却跟着刘备东躲西藏的。她很受用，毕竟当时自己的夫君的名声是很大的。糜夫人很看重刘备，自然也号召家里人也对刘备格外看重。其实她即使不说话，家里人也象神一样的敬着刘备。当时糜夫人有两个哥哥，老大是糜竺，老二是糜芳，都是一表人才，而且都有才华。糜竺在徐州城里说话很有力度，刘备的徐州牧糜竺是出过大力的。糜芳也不例外，在刘备跟前跑前跑后的，也很受到刘备的赏识。

　　刘备被曹操攻下徐州的时候，糜芳被曹操表奏为彭城相，官职相当于太守，两千石的官职，可是糜芳二话不说，跟着刘备去过逃难一样的日子，辗转飘零到刘表那里。刘备手下有个大将名叫关羽，平时很高傲，看不起自己的同僚，一开始还好一些，因为在苦日子，还能互相照应。后来一旦刘备渐渐能和曹操孙权成鼎足三分的时候，关羽的傲气就更加凌人。刘备和张飞诸葛亮攻打益州的时候，关羽奉命占据荆州，任命糜芳是南郡太守驻守江陵，同时将军傅士人驻守公安。关羽总是认为二人的能力够不上太守的资格，总是故意找他的茬。

　　公元219年，关羽在抗曹前线势如破竹，制造了水淹七军的神话，活捉了曹操大将于禁，斩了敌将庞德，声名远扬。此刻更加不可一世。要求糜芳等快速制备前线所用物资，如果时间延误，一定要重重责罚。关羽是有脾气的，而且脾气很大，这一点糜竺很清楚。孙权是多厉害的人物，派诸葛瑾替儿子前来求亲，照样遭到责骂。自己平时就不受关羽的待见，糜芳很惶恐，可他还是没有别的想法，指示加紧筹备粮饷。不过，孙权手下的吕蒙太厉害了，当时兵不血刃，白衣渡江拿下荆州，接着对待关羽手下的兵将犹如亲人，知冷知热、嘘寒问暖，这一招着实厉害，关羽手下的荆州士兵纷纷投降，就连公安的傅士人也没办法控制，后来傅士人投了东吴。不久傅士人给糜芳写一封书信，让著名的演说家虞翻前来下书。

　　虞翻反复陈述利害，说如今荆州危在旦夕，关羽这个人心高气傲，你又没有办法为他准备粮饷，既然如此，不如归降我东吴。我主孙权本来就善待人才，阁下又是汉中王的至亲，主公自然不会亏待阁下。如果驻守此地，进不能守，退不能自保，如今荆州失守，关羽一定会恼恨阁下，即使关羽不怪罪，汉中王岂能善罢甘休。不如与江东互为一体，可保无虞。糜芳无奈，只得投降。糜芳投降以后，不仅遭到蜀汉的唾弃，也遭到东吴的轻视，就是当年劝降的虞翻也经常刁难。有一次糜芳乘船出行，恰好遇到虞翻的船，糜芳命人回避，虞翻厉声说：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糜芳含羞而退，不过他仍然想在东吴建功立业，不久便和刘邵、鲜于丹等人平定了东吴的叛乱，俘虏当初背叛吴国的戏口守将晋宗。

　　如此可见，糜芳并非一无是处，他的背叛显然有原因的：其一，关羽的轻视。关羽这个人对士兵很友善，不过与同僚关系并不友好，尤其是不喜欢那些咬文嚼字的文官。尽管关羽的书读的并不多，可是很骄傲，总认为自己文武都是第一。其二，傅士人的投降，傅士人和糜芳本来互为依仗，傅士人的投降，让紧张的糜芳不知所措，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最终选择投降。其三，对方太优秀。无论是吕蒙还是陆逊，都是东吴有名的军事统帅，不仅仗打得好，思想工作也做得好，尤其是优待俘虏，让糜芳差一点成了光杆司令。其四，东吴的说客太厉害，虞翻能说，很有煽动性。傅士人的投降，糜芳的投降都与此人有关。不过演说家的嘴是靠不住的，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天上，一旦恼怒，会把你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其五，刘备的手下并非只有糜芳一人叛降，黄权等名将也是如此，看来刘备待手下也是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总之，在三国那个时代，人们在哪里做官，其实并没有一定的框框，至于忠臣不保二主，那都是后来小说演义上的话，何况关将军当年还保过曹操，孟达在魏国和蜀汉中间周旋，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器重，因此对于糜芳实在没有完全责备的必要。另外说一句糜芳的结局不是三国演义上写的，被刘备绑在关羽的灵前，脱光了罚跪，用刀剐之，而是一直好好的呆在东吴。

　　王远音(1915―1942)，原名王鸿业，字龙文，1916年6月生，五台县豆村镇泗阳村人。1934年入三晋中学学习。1935年加入革命组织“社联”，当选为太原市学生联合会，委员，并在学校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1936年，太原市“社联”遭当局破坏，被通缉。同年加入共产党.后奉命到西北军、东北军做政治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汪之力等组织抗日游击队。不久，游击队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8年，五支队改编为独立师，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后相继任冀中军区三分区、八分区政委，在冀中平原与日军搏战。1942年5月，日伪军5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乃与司令员常德善率部与敌血战。同月，于肃宁县张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在本村小学读书，后考人豆村镇第五高小学习。他聪明机智，成绩优秀，毕业后于1931年考人太原成成中学深造。“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反蒋形势影响下，太原大、中学生又掀起革命浪潮，山西大学、并州大学等吸收全省各中学成立了“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3年，阎锡山亲信李冠洋推荐其亲信段丽卿出任成成中学校长，对进步师生进行迫害。王远音积极参加了成成中学学生会组织的驱逐反动校长段丽卿的学生运动。1934年5月，王远音被选为“太原市中等学习应届毕业生同学会”代表，到山西省教育厅交涉，参加反对会考的斗争，并进行了游行示威。同年，王远音升入三晋高中读书。1935年夏，王远音出席太原反对学生军训的会议。8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外国革命团体“社联”，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日救国 参加学运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太原组织起“联反”，王远音得到社联指示，发动组织了本校学生抗日救国会并代表学校参加了省“学联”。1936年初王远音因思想积极上进，工作能力全面，成为党领导下的学生团体---学联的中坚人物，学生运动的骨干。为他日后成为独立组织领导党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军东渡黄河后，王远音当选为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带领学联成员艰难地开展工作。

　　1936年3月，阎锡山防共反共，大肆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之，王远音遭到当局通缉。鉴于形势恶化，王远音回老家避难。他仍坚持向家乡人民尤其是豆村高小学生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当地知识分子白佩之，段汝毅、王相业等在他宣传引导下先后都走上革命道路。后来阎锡山反动派追到豆村镇，王远音在家乡人民的掩护下，奔赴北平找到党的组织，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0月，王远音参加了共产党，同时党组织介绍他到西安张学良的直系一队去受训，并做东北军的地下工作。

　　西安事变后，1937年春，东北军调驻安徽，王远音随军前往，同年4月，王远音受到东北军顽固势力的驱逐，离开东北军，回到北平。

　　运筹帷幄 转战冀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进占北平天津，企图以武力吞并全。在此危急之际，王远音接受党的指示，与汪之力带领的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北平西部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王远音任政治部主任。在王远音等同志的说服下，使赵侗游击队接受晋察冀军区的改编，进一步壮大了我军势力。在此同时，王远音先后担任党的队委委员、队委书记、总支书记、政治部主任，他认真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这支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带领这支部队参加了夜袭北平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二道河子战斗、建立宛平根据地。进袭石景山发电厂等战斗，很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王远音政治上敏感，看问题尖锐，坚决抵制、挫败了赵侗叛变的阴谋。

　　1938年8月，王远音调任晋察冀一分区政治主任，1939年1月，到冀中三分区任政治委员，对分区所属部队的军事化和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王远音文化水平高，能写能讲，精明强干。生活上平易近人，官兵关系密切，爱护干部战士，指导工作具体。每次机关干部下基层，他都要交代任务，研究工作方法，尤其强调对干部战士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爱护。对有缺点的干部总是严厉批评、耐心教育。他对干部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委以重任，工作积极性很高，促进了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1940年1月，冀中各分区与晋察冀军区统一编序，三分区改称八分区，王远音任八分区政治委员。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分区每次组织部署战役，他都积极准备和军事指挥员一起研究决策，在指挥战争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艰苦的战争生活，使王远音由一名青年学生提前成长为一位革命军人，进而成为军队不可忽缺的高级指挥员。

　　1940年8月20日至10月31日，王远音参加了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的规模空前的进攻战——百团大战。王远音具体负责指挥了任丘、大城、河间、肃宁地区和子牙河沿岸的“任河大肃”战役。当时冀中军区为了扩大根据地、配合晋察冀军区的涞灵战役，命令八、九两个军区所属18、23、24、30、33五个主力团，主攻任河大肃地区的各敌伪据点，王远音指挥23团中央部队，右翼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指挥，左翼由九分区24团副团长魏近文指挥，向敌伪据点发起猛烈进攻。共作战34次，打死打伤日伪军1127人，俘日伪军339人，缴获长短枪315支及其它武器，破坏铁路5公里，公路150公里，拔掉敌人据点29个。这次战役，打开了子牙河沿岸地区和任河大肃地区的局面，缩小了敌占区，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奠定了继续开展工作与反扫荡的基础。使这块无险可据的平原根据地始终巍然屹立于敌后，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

　　王远音身为分区政委，参加了地委领导。他十分关心地方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活，注意团结地方干部。特别是我军发起战役或进行战斗时，他主动邀请干部开会，协调关系，进行总体作战。针对日寇的蚕食进攻，根据上级指示，我军采取了敌进我退，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的方针。王远音先后组织派出了任河大队，青建支队、清河支队、津浦支队，各县先后组织起县大队，各区组建区小队，为敌人布了天罗地网。这些部队深入敌占区，相互配合歼灭日寇，打击汉奸，建立地方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对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坚持地方战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英勇作战 壮烈牺牲

　　1942年5月1日开始，日军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日军由外向内逐步向我中心地区八分区压缩，扫荡重点是饶阳、武强、献县地区，妄想与我军主力作战企图将我主力一举歼灭。王远音与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地委领导认真研究，坚决贯彻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区党委关于反扫荡的指示，布置军区反扫荡的军事、政治工作，精减机关工作人员，并按分区所需3个地方部队分配机关干部下部队，与各部队一起活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王远音与司令员常德善领导主力23团跳出中心区，到外线寻求作战。从4月底到6月初，一直转战于子牙河以东地区。

　　尽管环境残酷，王远音却因同情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牺牲，不愿意离开中心区，总想离中心区再近一些，能坚持一天就多一天，可以多收拢带走一些地方干部和部队伤病员，坚持反扫荡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与司令员产生决策问题的冲突，最后关头，他以“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要求常德善服从政委的决定。

　　6月初，王远音和常德善率领分区机关和23团二营转移到河间、献县、建国三县进和部沙河桥以南地区，接着又隐蔽地转移到献县高家林。他们认真分析敌情，研究部队行动计划。6岳日晚，王远音和常德善把侦察员叫到司令部，听取侦察员汇报了河间、献县、肃宁等地的敌情，推断出分区机关已被发现，敌人可能合围进攻。于是发区机关部队继续向西转移，拂晓前到达河间肃宁公路南之薛村宿营。当时的部署是：日寇合围路南，部队就跳到路北向外转移;如果敌人合围路北，部队就在路南待机歼敌。

　　六月八日凌晨四点多钟，天刚放亮，肃宁方向出动的敌人进军薛村，与我军相遇。战斗打响，肃宁、河南献县藏桥和饶阳等四面之敌蜂拥而至，王远音当即指挥机关部队从薛村想路北突围，但由于地形开阔，无处隐蔽无险可据，日寇的骑兵和车子队从两侧迂回拦击，王远音和常德善司令员沉着指挥，英勇顽强地与敌作战，常德善司令员被敌机击中头部壮烈牺牲，王远音政委亦身负重伤，血流如注，以身殉国，年仅26岁，结束了光辉的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