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和谢安之争：豪门之间的争斗谁更胜一筹？不该存在的秘密是什么？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魏晋名士主要的生活内容是清谈玄理，这也是被后世诟病的原因。放着工作不干，天天凑到一起瞎聊，清谈误国啊!西晋末年王衍本人的结局更是加重了人们的这一看法。他身居高位，整日组织人们清谈，永嘉中率军十万全部覆灭，本人也死于石勒之手，中原纷崩离析，进而天下大乱，三百年战火不熄。

　　具体到本条，王羲之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清谈爱好者，虽然他一度为支遁的奇妙玄理所折服，跟刘惔、许询、谢安等人关系也都不错。弃官之前，王羲之的思想中有玄儒双修的味道。这在他与谢安携手登冶城时清楚地表现出来。此城为吴国造战鼓的地方。当时，望着眼前的无限江山，谢安悠然远想，露出超脱尘世的志趣;王羲之则感慨万千，便有了下面的对话。谢安："人世茫茫，林泉高致，醉卧清谈，这样度过也当不负此生。"王羲之："我听说古时大禹勤于国事，以致手脚都长了胼子;周文王处理机要，往往忙到半夜，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当下是多事之秋，四郊多垒，战乱不息，这是士大夫的耻辱!值此时刻，每个人都应想着怎么为国家出力。可是，现在从建康到会稽，朋友们整天忙着清谈，以致荒废了政事，这恐怕是不合时宜的吧。"

　　谢安不动声色，依旧远眺江山："我只知道秦朝经历了两代皇帝就完蛋了，难道也是因为清谈的原因吗?老兄啊，你别犯病了。"在逻辑上，谢安的话没问题。秦朝二世而亡，因其暴政而失去了人民。现在，东晋政府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当前天下的形势，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施政方针，与民宽松，能不管的就不管，难道不好吗?谢安的潜台词也是没问题的。东晋一代，上层名士们虽以清谈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并未与下面形成尖锐矛盾，至于后来有孙恩、卢循，但那并不是一次纯粹的农民起义，且扰民害民甚重。王羲之终于没能说过未来的丞相谢安。

　　魏晋时期，王谢豪门并称，但其具体家风仍有不同。这种不同通过以上对答在无意中透露了出来。仅说东晋一代，王家从王导、王敦开始，虽然讲求的也是名士风流、清谈玄理，但归其本质，其家族的心灵建构是儒(尘世进取之心)大于道(老庄放达之情)，从东晋到南朝，王家在朝廷上居要职的人要比谢家多得多，始终与最高权力者保持着关系;而谢家实际上从西晋末期的谢鲲那里，就已经把这个家族的门风确定了下来，经谢尚、谢奕，到谢万、谢安，再到后来的谢灵运，其心灵是以老庄的放达之情为根本的，投身仕途只是高门之下自然而然的事，或者说仅仅为了保持门第荣耀的延续。也就是说，王家子弟走仕途多是主动的，谢家则是被动的，而且从历史的现实来看，谢家在政治漩涡中远没有王家游刃有余。及至南朝，儒家重建，君主的绝对权威恢复，皇帝们再也不允许那些纵情使性的家伙们耍酷了，谢家子弟一时难以适应，最后才有了谢灵运、谢朓等人的悲剧。

　　从古至今，只要有巨大利益的地方就有冒险罪恶伴随发生。我国古代自宋朝发行纸币开始，制造假币的行为就更加猖獗。例如南宋查获的一起伪钞案中，一次性起获假币30万元，参与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明显呈规模化、团伙化倾向。元代铅山州(今江西铅山县)素以制造假钞闻名，吴友文所造假钞远至江淮、燕蓟一带，他本人也以伪钞致富，豢养打手，常派人威胁告发他的人，甚至与官府中专门负责打击伪造假钞活动的官员对抗。

　　面对如此嚣张的伪钞犯罪活动，历代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防伪措施，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种：

　　一、严刑峻法，奖惩并行，严禁伪币的制造和流通

　　古时针对民间的货币作伪，政府最直接的手段，便是通过法律的严厉惩戒来遏止作伪者的不法行径。太祖乾德元年(964年)七月颁行的《宋刑统》中规定：“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具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后乾德五年(967年)十二月又下诏：“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鎉钱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铸者弃市。”对于私铸铜钱者，不计铸造数量的多寡，皆处以死刑。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规定铜钱每贯必须“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凡不合标准者限一月送官，官给铜价，“限外犯者之有差，私铸之人作法处死”。南宋时期，由于铜的产量锐减，为了确保现有的铜材，对私铸铜钱者的处罚更甚，除“私铸钱者绞”之外，对于相关失职人员亦有轻重不等的惩罚。再后来，随着纸币的出现，铸币额锐减，这时的纸币已经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其行用量大且广。

和铸币相比，纸币作伪更易而获利更丰。因此政府三令五申，严禁伪造，并进一步加重对违反者的处罚。当时，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律，并增设了支赐陈告人的奖赏制度。具体说来就是惩罚伪造、包庇、转用伪币者，处分失察的官员和乡耆;奖赏告发人和自首者，奖励查获伪钞的官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定伪造会子法规定：“犯人处斩，赏钱十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宋代规定告发者赏银千贯，金代规定赏银三百贯，元代规定除赏钞五锭外，还将犯人的家产全部赏给告发者。在这些奖赏之下，果然有不少造假者被捉拿，有效地起到打假的作用。此后，政府对会子法还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这些都是政府贯彻“严刑峻法，奖惩并行”原则，以严厉打击私铸伪币者的最好体现。

　　二、严格管制币材以杜绝作伪之源

　　铸造钱币需要铜、铁、锡等金属材料，制伪钞则需要钞纸。北宋时期，庄绰就已经指出货币作伪在于“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意思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铜源，盗铸者就会有足够的铸币资源，为了从源头上制止作伪，政府就应该采取禁铜、榷铁以及垄断钞纸等措施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当时控制币材的具体措施就包括：禁止民间私自开采和冶炼原铜、私相买卖铜料、铸造铜器出卖等等，其目的在于截断不法之徒的私铸之源。宋代时期，民间铜器制造业不断发展，因此一些铜器作坊商就借此机会私铸铜币以牟取暴利。为了集中币材以供宋朝政府铸钱之专用，根据《宋史》卷180《食货下二》的记载，宋朝法律就规定：“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太宗雍熙元年(984年)也令江南诸州官府所处贮杂钱：“每贯及四斤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

　　宋朝时期还规定，宫廷寺观法器、军器、铜镜、铜锣等铜制金属品均由官府制造出售，民间不得自造，凡不宜官造的器物，如铜钟等物，则由有关方面提出申请，获准之后在官府派员监督下方可铸造，至于门上铜钉、铜饰等铜制品则一律禁绝。通过上面这一系列的措施，宋朝官府收缴、集中了私人手中的大量币材，有效、充分地垄断了铜源，强化了它的货币管制制度。

　　精选币材纸币最早出现在四川，当地官员在与制造伪钞活动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们认为只要在制造印钞纸上多下功夫，选择一般人难以伪造的特制纸，便可有效地仿伪。为此，他们制作了光亮洁白、经久耐用精品纸专门用于印钞。史书记载，“钞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苛，民欲为伪，尚或难之”。朝廷的一些定点纸局所造纸张比不上川纸，因此，川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印钞纸专用纸。这种纸张只许印钞，不准民间采购，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防伪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