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暂时离开首都会由谁代理朝廷事务？真相究竟是什么？

　　紫禁城是皇帝行使权力的福地，但绝不是禁锢皇帝的牢笼，作为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皇帝有权作任何事，而最能体现皇帝权力的莫过于对出入宫城的自由选择。于是，皇帝找到了暂时离开宫廷的理由，那就是去民间检查百姓对皇帝权威的认同程度。皇帝要去民间检视自己的威严，可是，谁来替皇帝守住紫禁城的威严呢?

　　皇帝是“天子”，但也生在凡间，站在权力的顶峰，除了感受到“一览众山小”的畅快淋漓外，还会有“高处不胜寒”的落寞吧。所以有时，皇帝也需要暂时离开庄严肃重的紫禁城，去呼吸民间轻松自由的空气。但是，皇帝出京巡游，军国大事要如何处理呢?在漫长的实践中，为应对皇帝不能正常行使职权的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应急体制——监国制度，使皇帝在巡游的时候，不必担心自己的皇位易于他手，大权旁落。

　　监国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代替殷商后，周武王派遣王室亲信到各地驻守，代天子行使监督的职权。此后，建国制度不断的完善与改进，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操作机制。监国大致有三种形式：朝廷的代理元首，即皇帝缺位的情况下，临时选出一位重要人物行使皇帝职权;临时的政府首脑，即皇帝和朝廷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由其他重要人物组织临时政府，出任首脑，行使职权;朝廷的常务副元首，即太子辅佐皇帝、参与政务的一种行政称号。在这监国的三种方式中，前两种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最后一种则着眼于政权的长久经营，也就是在皇帝因故离京出行期间，昭命太子或太孙监督政府各临时机构并临时执政。

　　明代之时，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明代一共有四位监国者，分别是明成祖朱棣的太子，即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明仁宗朱高炽的太子，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郕王，即后来的明代宗景泰皇帝朱祁钰;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太子，即庄敬太子朱载壑。

　　根据记载，皇帝出行，代皇帝坐镇京师的太子、太孙要代皇帝行使职权，并要承担一定的职责。首先，就是保证局势的稳定。古人云：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句话并非是说天下一定不能少了皇帝，而是说，无论如何，总要有人出面来维持局面，这个人可以是皇帝，也可以是其他人，而皇太子、皇太孙就是最适当的人选。一旦国内有人趁皇帝不在之机，煽动暴乱，按制监国的太子、太孙在飞章奏闻行在的同时，可以自行调动军队捕杀犯人;如果边陲告急，异族入侵危及国家安全，监国的太子、太孙可以一边奏知皇帝，一边调兵御敌。其次，监国之人要恪守礼制，禁止监国之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也就是说，皇太子、皇太孙虽然可以行使监国之权，但是，其行使的权力被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对不能冒犯和威胁皇权。例如，每逢各种节日庆典，或是迎接皇帝诏书时，要行跪拜大礼;皇太子、皇太孙在御门听政时，御座的位置方位不能像皇帝一样居于正中;一些事关军国最高机务的大事都要奏请皇帝处分。由此可见，皇太子、太孙监国只是皇权在一定范围的延伸，是在皇帝的严格控制下，部分放权于人。

　　到了清代，皇帝在位时不设太子，所以在皇帝出行时，没有监国的制度，但清代有一套独特的制度。一旦皇帝出巡，所有的政务奏章都直达行在，由皇帝总裁。为了表示与在京时的区别，扈从的政府各部门都要重新铸一枚加“行在”二字的印章，称为“行印”，以别于日常所用的印章。由这些部门发出的公文命令钤行在印，较之前朝的监国制度，清代的方法更能防止大权旁落，表现了清代皇权的高度集中，达到了封建专制的顶峰。

　　一直以来，对明成祖的权妃被毒杀存在两种观点，一说是权妃确实为吕氏所毒杀;另一说是吕氏被冤枉的，她根本没杀权妃。到底那一种才是历史真相呢?笔者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故今天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知道，《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二月条，明确记载朝鲜权氏得封贤妃，同时被册命的有：任氏为顺妃、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李氏为昭仪。清代学者毛奇龄的《彤史拾遗妃》的结论也相同。就是说，权氏比吕氏更得明成祖欢心。之所以在此我们先说权氏与吕氏的宫中地位问题，是想方便各位看官在后面的论述中，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何以吕氏可能会因嫉妒权氏得宠，转而心存报复心理。

　　关于吕婕妤毒杀权贤妃一案，相关明朝正史几乎没有直接记载，只有《李朝世宗实录》记录了一些大致情况，杯具的是，《李朝实录》有两处记载，却对此事的结论不相一致。第一处，是《李朝太宗实录》十四年(永乐十二年)九月条记，吕氏因妒权氏之宠，勾结官宦，从一银匠家里借得砒霜，掺进茶里毒杀权氏。此事本无人知，到永乐十一年，吕氏与权氏两家宫婢吵嘴泄漏出来，经审是实，成祖便尽杀吕氏及宫中之人。这里结论很清楚：吕氏嫉妒权氏，暗下毒手。另一处见《李朝世宗实录》六年(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条，“贾人子吕氏入皇帝宫中，与本国吕氏以同姓结好，吕氏不从。贾吕畜憾，及权妃卒，诬告吕氏点毒于茶进之。帝怒，诛吕氏及宫人数百余人。” 这种结论是：商人出身的吕氏为泄私愤，诬告朝鲜吕氏投毒，而朝鲜吕氏实际上是清白的。

　　两处记载截然不同，无疑肯定是不能都加以相信，其中必有一处记载有错。那么，两种种结论何者更为可信呢?因缺乏必要的旁证材料，我们只能根据逻辑推理和理性分析，作一些可能性的推断。其一，据《明实录》所记权妃以疾去世。是否会与《李朝太宗实录》记吕氏毒杀权氏一事的说法有矛盾呢?就一般理解看，二者矛盾不大，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清楚，慢性砒霜中毒死亡与病死不易区别，若权氏是因持续饮用有砒霜的茶致死，在随征途中是很难被查出的，故《明实录》也只能记其得疾身亡。当然，这个不是说吕氏就一定使用了慢性毒药杀人的必要推断，仅仅是存在可能。

　　其二，从时间上看，《李朝太宗实录》记该事时间是永乐十二年，距吕氏案发仅一年之隔。事后由明朝太监尹凤及通事元闵生向朝鲜国王汇报，此时正值永均赏在明朝，明成祖召见他并告知吕氏案的情况，永均归朝鲜后，亦向国王证实了元闵生的报告。相比之下《李朝世宗实录》所载时间是永乐二十二年，时成祖已崩，且不说前已定案，就其仅源自韩妃乳母金黑之口述，也值得怀疑。如果金黑出于对吕氏的同情，隐瞒真相，信口只说吕氏被害是因为商人出身吕氏的诬告(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吕氏造成的谋杀案就要被说成是成祖制造的冤案。据此，我们应当认为第一种记载更为可信，毕竟时间更早，人证更多。而第二种仅凭韩妃乳母金黑口述，多少带有人为随意性。

　　由于史料有限，我们也无法断言哪种说法肯定值得采信，所以只能是假设推理。就以上材料看，仅是第一种说法比较有可信度而已。其实，孰是孰非，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前，恐怕这桩纠纷疑案，是无法盖棺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