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位素餐：古代历史上最ldquo;著名rdquo;六名庸官不该存在的秘密是什么？

　　历史上，有些昏庸的官员，尸位素餐，毫无建树。那些庸官的故事，值得反思。

　　伴食宰相

　　其一、唐玄宗开元元年担任宰相的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是个公认的好官、清官，但他政务上却毫无作为，是个典型的“无为”官员。任职期间，他把事务都推让给同殿为相的姚崇，自己则概不问事，姚崇说什么就做什么，当时人讥笑其为“陪吃宰相”。就是这个无作为的伴食宰相，竟然在宰相位上混了三年。

　　其二、唐朝还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宰相，是一个特会打太极、踢皮球的圆滑宰相。据史料记载，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三度拜相，居相位九年。苏味道在处理政务时，善于向皇上陈奏，由于熟悉典章制度，他上朝言事可以不带奏章，只凭口头禀报，侃侃而谈。此人虽然才华横溢，能力也很了得，但出任宰相数年，却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建树，只是一味阿谀，圆滑于君臣之间，屈从附和，取容于世而已。他常对人说：“做官处理事情，不要那么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否则，一旦出现差错，必然后悔，而且还会留下遭受处分和被谴责的后患。因此，凡事只要模棱两可就行了。 ”故此，人送称号“模棱宰相”。

　　唯命是从

　　其三、北宋神宗时，王皀居相位16年，这十几年间，政务得过且过，无所建树，每每遇到朝廷大事，也不动脑筋，不献策略，只起个上情下达的作用。每次上朝呈送奏章时，跪拜皇帝高呼“取圣旨”;皇帝批阅后跪接曰：“领圣旨”;出殿见人曰：“得圣旨”。总之，事事依圣旨而行，惟上是从，成了只会唯命是从的高官，世人称为“三旨宰相”。其四、北宋还有一位李邦彦，官至宰辅，是个富二代，人称“浪子宰相”。此人行为放荡，不理政事，只会享乐，一是喜欢踢球，其踢起球来，脚法细腻花样繁多，堪称大宋的梅西;二是喜欢写荤段子，但凡他写了新段子，就有老鸨来买版权，唱给客人听;三是喜欢交际，李邦彦喜欢呼朋引类到家里吃喝。由于会搞人际关系，他官运亨通，进步飞快。成为朝廷重臣后，不干正事，专门研究关系学，在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时，他成了投降派奸臣之首，加速了北宋灭亡。

　　其五、明朝的刘吉，官至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当时的明宪宗皇帝不问政事，内阁和六部都是在混日子，一度有“纸糊三阁老”(即刘吉、万安、陈文)和“泥塑六尚书”之称。刘吉在位上，尸位素餐，奉迎皇帝，勾结宦官，粉饰自己。这位大员心理承受力超强，无论言官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凭着超级耐弹力，竟得以占据内阁18年，其中任内阁首辅15年，最后博得个“棉花宰相”之名。其六、同一时期的另一个宰相万安比刘吉更无耻，他顺应宪宗皇帝好色纵欲的本性，常以春药进献宪宗，成为宪宗眼中的近臣，后来竟然爬上了内阁首辅的高位。同僚们对万安的言行深恶痛绝。

　　治庸政策

　　为了“治庸”，各朝代也做了很多努力。唐玄宗时，“迟到就要扣工资”，“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到清朝，“缺勤就会被撤职”。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此外，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

　　按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汤恩伯原名克勤，由于感念陈仪的知遇之恩，而改名为恩伯。汤恩伯历任第13军军长、第20军团军团长、第31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第3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拥兵12个军(最多时曾统兵60万)，其核心部队是第13军(核心师是第4师)，属下同样用的是黄埔学生。

　　人物生平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10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

　　抗战初期，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战役包括南口血战、鲁南会战，与及台儿庄会战。1937年汤恩伯率第13军在怀来、南口、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失陷;台儿庄会战中汤有不可没的功劳，但亦种下他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间的不和。之后汤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至1940年之间初转战华北，多次重击日军。是日军在华北少数有所畏惧之坚强部队，第三十一集团亦被日军称为“汤恩伯部”。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战区的行政长官。

　　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

　　1944年4月在豫中会战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9月调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2月独山陷落，陪都震动，急调汤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至1945年7月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奉命抢占沪宁地区，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徐州绥靖公署第一兵团司令。

　　1946年5月任南京卫戍司令。6月任陆军副总司令。

　　1947年春兼第1兵团司令，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

　　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宁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任厦门绥靖总司令。10月由金门去台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等职。

　　由于汤恩伯没能保住上海，蒋介石对他已经不再重用了。

　　1950年6月，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决定处决一批为共产党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

　　陈仪是汤恩伯的“义父”和“恩师”。汤恩伯早年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名额是陈仪争取的，费用也由陈仪资助。为感激陈仪，汤改名“恩伯”，并拜陈仪为“义父”、“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