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社会经济发展为何没能实现历史性跨越真相究竟是什么？

　　晚明时代，即明嘉靖至崇祯帝亡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农业经济作物广泛种植，赋税向货币转化，手工业品种增多，规模扩大，商品经济发达，工商业城镇兴起，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使历史发展呈现出新的情形，颇似西欧社会出现的变化。但是，这种经济发展却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和历史性跨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专制皇权的强化使商品经济发展缺乏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

　　终明一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极端强化，从朱元璋废丞相权分六部，宰相制度寿终正寝，有效的分权和制衡机构丧失，专制皇权达到顶峰。其后，大多皇帝较少专注国事，而是重在协调政事，统一政令，或较多地依靠特务统治和宦官操柄。尤其是明嘉宗时，魏忠贤之流大权独揽，通过厂卫特务机构造成的惨烈局面更是令人发指。尽管晚明时代书院比较兴盛，东林书院及东林党人不断地聚众讲学，评议朝政，抨击腐败，产生了很强的舆论影响，但是他们的结局再一次说明晚明知识分子力图以书院为讲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醒省皇权的幻想是不现实的。即使存在着士大夫集体意识的觉醒，在当时条件下，他们的力量也难以对抗宦官的腐败和扭转政坛上的颓废局面的。晚明专制体制与自由民主政治是完全相悖的，大大地束缚了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体现的依旧是自给自足，背弃市场和扼杀贸易、闭塞流通。

　　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商品经济发展缺乏强大的动力。

　　晚明时代，一批又一批从事纺织、制瓷、冶铁、贩运的地主、商人、官吏和工场主获利后，没有继续投资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不愿意积累资金，活跃市场，担当风险，而是买田置地，兴业购房，以不动产的数量规模显示自己的富贵。这种财富远比商业资本获利丰厚，且周期短，安全可靠。此外，放贷盘剥获利甚厚，不少人在放贷时收土地做抵押，因为土地永远是值得信赖的抵押物。所以市场经济的外向性、灵活性、进取性在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下就显得软弱无力。况且，继续投资工商业，风险大，周期长，限制多，易亏损，无保障。可见，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晚明时期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无疑也影响了商品流通，更增添了一些工场主、大商人、地主和官吏的疑虑。

　　尽管，晚明朝廷对于某些方面，如粮食流通等，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还是鼓励的。对于国家需要但又不愿直接介入的铜、铁、盐等行业，朝廷鼓励商人介入，但又无止境地对他们敲诈勒索。例如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各大工商业城市发生多起反税监、矿监的斗争，就是因为官府看到纺织、制瓷、工矿等行业丰厚的利润，于是指派太监、官吏径往苏杭等地，征收重税，由此引发斗争，涉及面遍及商人、工场主、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

　　三、封闭的海外政策阻滞了经济的海外联系和变革

　　明初为防范农民起义余部，继而为防范倭寇，明政府实行了海禁，除朝贡贸易外，严令禁止私人外贸及船舶制造。海禁政策在嘉靖中后期有所松弛，此后的东西方海上贸易也活跃了一些，但总的来看，仍未突破自然经济的形态，而且这种贸易缺乏市场因素的作用，充其量仅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这种松弛的海外政策也显得力不从心了。

　　此外，晚明时期整个社会依然在不断调整与修补中缓慢而艰难地向前发展。科技没有太大的突破，大多是对前代科技的整理与总结，缺乏创新。同时传统观念浓厚、理性精神缺乏、旧生产方式束缚、体制的阻碍、文化上的浩劫都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尽管晚明时期有传教士来华，西方科技传入，但其影响仅仅局限于宫廷或朝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更谈不上对经济的作用。理性的科学精神在古老凝重的土壤中很难产生近代科技成果。西方传入的算学、天文、地理成果相对于《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总结性技术来说，确不可同日而语。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蚕食的危局，三秦儿女同全国人民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卢沟桥畔的枪声，更是激发了陕西军民的抗日激情。“七七”事变次日，陕籍将领赵寿山、孔从洲等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缨参战，群众更是自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要求奔赴前线。抗日战争期间，有近120万三秦儿女入伍参战。这百万三秦儿女，分别追随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陕军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九十八军武士敏部、二十二军高双成部、一二八师王劲哉部、新编二十七师王竣部及中央军等各部，踏出潼关，征战四方，血洒疆场，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可泣可歌的战歌，用巨大的牺牲阻止了日军的前进，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

　　一

　　1933年5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大批陕西籍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如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王霖、谢子长、阎红彦、周益三、杨晓初等先后参与抗日同盟军的筹建及对日作战，并收复失地，是“九一八”以来军队首次收复的失地。武止戈、强龙光等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较早的陕籍将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号召38军部队的共产党员站到第一线，在抗日战争中起模范作用。1937年8月，以共产党员许权中任旅长的529旅开赴抗日前线，在南怀化阵地，浴血奋战14昼夜，全旅3000多人，伤亡20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阎揆要团原有党员200多名，战后只剩下60余名。

　　八路军主力出陕抗日后，边区成立八路军留守兵团。留守兵团警备六团，是陕北红军时期的老部队。从首任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到各连排战士，绝大多数都是陕西人。抗日战争期间，警备六团先在黄河西岸负责河防，后渡河入晋，先后创造了阻击马站堡、伏击石板沟、两打厂汉营、夜袭红沙坝、王老沟奔袭战等辉煌战绩，让盘踞在晋北的日伪军吃尽了苦头。连当时的日伪报都对其中一些战斗情况进行了报道，并哀叹日军的伤亡。

　　同时，陕西籍的李达、张宗逊、包森等一些八路军将领充分发挥游击战的特点，参与和指挥了一些著名战役，成为抗战史上的传奇。如李达任太行军区司令指挥了道清战役、安阳战役等，这些战役灵活机动、声东击西，解放了大片国土，使太行根据地与新开辟的豫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连日本军方也不得不承认“太行军区的共军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最精锐部队”。张宗逊指挥的陈庄歼灭战，设伏、阻援、诱敌、伏击巧妙配合，毙伤俘日伪军1200余人，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敌后的模范歼灭战之一，至今还为军事院校教员所称赞。包森指挥的白草洼伏击战创造了冀东抗日战场全歼整连日军的首例，成为冀东的经典战例。1942年2月，包森率部在遵化县指挥作战时，被子弹击中头部，光荣殉国。

　　二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一支地道的陕军，在民族危亡时刻，毅然联合东北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下辖十七师和一七七师，赵寿山、李兴中任师长。

　　“七七事变”次日，正在庐山受训的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和陕西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等陕籍将领纷纷请缨抗日。7月下旬、8月中上旬，十七师、一七七师五二九旅和教导团，先后开赴华北前线。在保定，十七师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用大刀和敌人搏斗。在娘子关，十七师与敌血战九昼夜，从陕出征时的一万多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千人，受到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来电嘉奖。教导团扼守旧关数昼夜，伤亡1800多人，受到战区副司令长官赞扬，事迹被写进剧本。五二九旅在忻口战役正面防守14天，全旅伤亡达三分之二，指挥官卫立煌嘉奖道：“自许旅增援上去，忻口阵地转危为安。”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日军兵临黄河，刹时，西安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在西安各界集会上发表演说，表示自己决不生离西安，并发出“守土抗战”的通令，派遣部队在陕东河防地区，加强工事。

　　1938年5月，一七七师主力东渡黄河，攻占张营镇，乘胜收复晋南三角地带的13个县，使日军惊呼一七七师“骁勇善战，不可轻敌”。

　　6月，三十八军改编为三十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7月，孙蔚如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亲率三十八、九十六两军东渡黄河，进入中条山对日作战。11月，第三十一军团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从1938年7月至1940年10月，陕军在此先后与10余万日军血战百余次，其中以“六六会战”、望原会战等最为激烈，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的11次“扫荡”，使日军西窥关中、南伺河洛的计划一再落空。第十七师师长耿志介也因“地处险境，接连收复数座县城”而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日军无奈地称中条山是他们侵华的“盲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1940年的《扫荡报》曾这样评论：“敌人进攻中条山有十多次，每一次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这完全是我们坚守在中条山上的三十八军的共荣功绩。两年来，这群三秦健儿击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进犯。就好比一根铁柱子撑持着中条山，把我们当地阵地守卫得越加坚固而不可侵犯了。”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陕西子弟兵有2.1万人牺牲在了中条山下、黄河岸边。

　　1940年l0月，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担任黄河洛阳至郑州间的河防任务。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河南战役，第4集团军在巩县以东奋勇阻击，530团坚守虎牢关据点7昼夜，毙伤日军2500余名。在登汜阵地和韩城镇两次大战中，均予日军以重创。在驻守河南期间“水、旱、蝗、蹚”四害同时出现，饿殍遍野。孙蔚如、赵寿山号召部队官兵节约军粮赈灾救民，并自筹经费，买粮广设粥厂，活人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