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元朝百年统治下的汉人究竟惨到什么地步？不敢公布的秘密是什么？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落后之极。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

　　蒙古统治，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史天泽，一是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早期到末期，几乎增加一百倍!

　　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如此，汉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蒙古暴君不久就发现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强逼征调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喝了百姓家的水，要还人家一满缸，进了百姓的家门，要扫好地再出门。”这是著名抗战将领郝梦龄严令部下必须遵守的军纪，他部队以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著称，他不吸烟、不酗酒，最喜好诵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他立志成为一名像文天祥、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

　　1937年10月24日，一场隆重的公祭仪式在武汉举行，来自社会各界四千余人素车白马，在街头恭迎一位刚刚在前线战死的将军的英灵，他被人们称为民族英雄，此人就是郝梦龄。

　　一个多月前，郝梦龄与家人告别后开赴前线，音容笑貌犹存，如今却阴阳两隔。在公祭现场，大女儿郝慧英想起，父亲临行前，自己做的一件事，泪流满面后悔莫及。

　　“卢沟桥”事变前，郝梦龄正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在赶去进修的路上，得到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他立即返回驻地贵州，主动请缨抗战。

　　郝梦龄将军的另一个突出的人格魅力在于，他的军人情结特别重，他认为国难当头，作为军人就应当以死报国，所以他积极主动请缨北上抗日。

　　郝梦龄在请战书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现在日寇要灭亡，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去与敌人拼。”

　　郝梦龄上前线前，为五个子女写下了诀别信，封好后交给大女儿慧英，嘱咐她三天后再拆看。

　　率性的小慧英不懂父亲的心情，立即要拆开看，父女二人在争抢中，信被撕成碎片。郝梦龄走后，好奇的慧英把碎信拼凑起来一看，原来是他父亲留下的遗嘱，信中说：“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给父亲送行的当天，由于车站混乱，小慧英也没来得及给父亲多说句道歉的话。不曾想这一去竟成永别。

　　1937年9月中旬，日军占领山西大同后，其主力一路西下，逼近太原。9月底，平型关陷落后，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被迫撤向忻口。

　　忻口位于太原北面，地势险要，是五台山、云中山中间的一个隘口，这里成为太原最后一道防线。为了保卫太原，军队决定利用忻口的地理优势阻击日军。

　　军队在忻口集结了二十余万人。在卫立煌、傅作义的指挥下，分为左、中、右三个兵团抵挡日军。其中，郝梦龄直属卫立煌的中央兵团，担任忻口正面战场总指挥，负责南怀化等主阵地的防御。

　　10月5日，郝梦龄进驻阵地后，夜以继日地抢修工事，部署兵力，他对部下反复强调：“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国活我死。“

　　板垣征四郎，原关东军参谋长，是此次郝梦龄严阵以待的日军指挥官。他的第五师团是日军的王牌之一，组建最早，战斗力强大，在日军中素有“钢军”之称。

　　板垣自幼学习文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地道的“通”，1931年，曾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又积极策划成立“满洲国”。

　　10月10夜，原平守军第196旅坚守十日后全部殉国。

　　10月11日，板垣征四郎开始命第五师团主力向忻口主阵地——南怀化发动猛攻。在日军飞机、大炮的攻击下，南怀化阵地几乎成为焦土。郝梦龄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双方士兵近距离互扔手榴弹，并一度展开白刃战，一时间，阵地前喊杀声震天，炮火蔽日。

　　10月13日，双方展开拉锯战，一昼夜内，南怀化阵地竟13次易手。郝梦龄的第9军因此损失惨重，有的团甚至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其中第322团仅剩百余人。

　　郝梦龄在阵地上对官兵说：“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

　　16日凌晨，军队分数路反攻日军，郝梦龄和师长刘家麒亲自在前线督战。郝梦龄率部追击中，不幸腰部中弹，在倒地的瞬间，他仍高喊“杀敌报国”。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最为激烈的四大战役之一。日军三易其帅久攻不下，最后在防守力量薄弱的娘子关才找到了突破口，忻口守军被迫撤退。

　　郝梦龄的灵柩运回武汉后，这位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以国葬仪式，安葬于武昌伏虎山。

　　他的大女儿慧英后来看到父亲的血衣，那身他经常穿的灰布军装上，全是血，全是洞……

　　随同灵柩一起运回来的，还有他在前线的一份遗嘱：“……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教育当然不成问题……”

　　他生前关心的孩子们的教育，在蒋介石、冯玉祥的关照下，他五个子女学费，即便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也全部由政府报销，后来有四个还读了大学。

　　郝梦龄参与指挥的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国共两党军队等无数抗战将士在这场战役中协同配合，共同谱写了一部全民族共御外侮的壮丽诗篇。

　　他们的抗日精神，就是民族魂，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前行的永久的精神基石。

　　1983年，国家民政部追授郝梦龄为革命烈士，颁发了烈士证书，武汉市人民政府重修郝梦龄墓，并将汉口吉林路复名为“郝梦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