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万隆会议有多惊险 你知道多少？真相还有哪些？

4月24日，亚非各国政要将在印尼万隆市出席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亚非国家领导人在万隆重温当年亚非领袖的“历史性步行”：

六十年前，会议东道主、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会议开幕词中说：“万隆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是世界历史的新起点。”足以证明其意义。

而对于人，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不止如此。那一次，国家总理周恩来险遭暗杀；那一次，亲西方国家代表激烈攻击，致使会议有夭折危险。如果六十年前的历史出现一丝偏离，的外交或许会是另一个版本。

险被暗杀的路线

为了参加万隆会议，我国向印度航空公司租了两架飞机，分别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和“空中霸王”号。根据安排，代表团分批前往印尼。

没想到，1955年4月11日却传来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印尼纳土纳群岛上空爆炸，代表团部分人员和随行记者遇难。原来，这架飞机经停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秘密安置了定时炸弹。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谋害目标直指新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因为按照原定计划，周总理将乘坐该包机前往雅加达。但是，周恩来因为刚做完手术，临时改变路线。

随周恩来前往的黄华后来回忆，悲痛之余，周恩来告诉代表团团员，敌人搞破坏，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但是这种破坏吓不倒我们，搞外交也会有牺牲。

周恩来三次危机巧妙化解

六十年前，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大会第一天，便有外交大臣贾马利直截了当地攻击共产主义是“新式殖民主义”，意图挑起争论。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

周恩来于是利用19日中午的休息时间，亲自赶写了一则补充发言：

“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掷地有声的话语让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来。周恩来还热情地邀请大家到参观访问。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之前态度一直非常强硬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高度评价周恩来的讲话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示了民主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发言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成为了后来“万隆精神”的主干。周恩来也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机。

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的某些观点，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神。周恩来就这样化解了科特拉瓦拉所设置的障碍，解决了第二次危机。

第三次是在在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立和结盟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时，当中立国领导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得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表示把“和平共处”改为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将5项原则改为7项原则。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也化解了第三次危机。至此，万隆会议危机基本解除。

万隆精神永垂不朽

1955年的亚非会议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亚非发展家只要团结起来，也可以冲破历来由大国、西方国家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对于当年会议的各个参与国，万隆会议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当龙、印度神牛、埃及狮身人面像、缅甸孔雀、泰国白象、越南九头蛇、菲律宾虎和印尼牛一起共舞时，殖民主义将被彻底粉碎。”

——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

　　德国《世界报》网站4月16日发表题为《以自我为中心导致了塞洛高地之战》的文章称，每隔3米一门大炮，全部是中型或重型大炮：世界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比1945年4月16日清晨还密集的火炮齐射。9000多门大炮、火箭炮和类似武器在一条30公里长的战线上排开，凌晨3点准时开火。苏联对第三帝国首都柏林的总攻开始了。

　　250万以逸待劳、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沿奥得河前进。他们中的半数(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计划在斯德丁和福斯特渡河后迅速向前推进，从南北两面包围柏林。剩余的超过100万红军将在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率领下担任主攻任务：取道奥得布鲁赫沼泽和塞洛高地，以最快速度向柏林东郊挺进。

　　目标是在5月1日这个苏联第2大节日前拿下柏林。但很清楚的是，胜利根本不取决于能否攻克德军自1945年2月初就开始在塞洛高地构筑的坚固阵地。尽管迂回包围行动的胜算较之强攻要大得多，但苏联统帅部却不这么认为。

　　朱可夫元帅甚至冒出一个想法：如地狱之火般的炮击过后，3点20分探射灯点亮了奥得布鲁赫沼泽的战场。但人数上以1对10处于下风的德国守军在炮击开始前就已从最前沿撤离。

　　朱可夫下令各兵团在坦克掩护下全线向前挺进。他们在极佳的照明条件下进入纳粹国防军和人民冲锋队的防御炮火中，结果伤亡惨重。这一天，每一米战线上都有阵亡的红军士兵。尽管付出如此巨大代价，苏军却并未突破德军防线。

　　上午10点左右，朱可夫意识到他错误策划的攻击受阻。3小时后，他致电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情况。

　　朱可夫不得不报告说，当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突破敌军防线了。这时，斯大林向他的元帅通报了另2个苏联军团取得的成果。这就意味着，朱可夫必须不计任何代价地占领塞洛高地。

　　不过，德军的防守策略同样疯狂。由于纳粹国防军不再拥有能发起反击的后备部队，而且弹药迅速耗尽，因此可以预见，阵地最多只能再守住短短几个小时。此外，南北两面的苏军在德军顽强抵抗下(既未突破、也未绕过德军)正迅速向柏林挺进。

　　1945年4月17日，精疲力竭的德军士兵仍坚守在塞洛高地。第二天深夜，援兵被用公共汽车从柏林输送至前线。但是，与法军总参谋部在1914年9月初的马恩河战役中不同——当时法军援兵被巴黎的出租车送到前线——纳粹国防军已经完全丧失向进攻者发动攻击的能力。

　　文章称，毫无意义的屠杀还在继续。朱可夫不断将部队推向奥得布鲁赫沼泽。他们非常缓慢地一个接一个占领了德军阵地。这位元帅向斯大林汇报进展，朱可夫知道，如果失败，即便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者的光环也无法拯救他。

　　3天后，第3条、也是最后一条德军防线终于被突破。苏联坦克和火炮部队开始向西进发。他们于4月20日抵达贝尔瑙并动用榴弹炮向柏林市中心开火。

　　“战后，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到，他在行动决策上没犯‘严重错误’”，而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拉科夫斯基则认为，这位苏联元帅的说法与实际不符，因为塞洛高地之战首先并非一场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政治宣传仗。它至少夺走了10万人的生命，包括长期失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