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太后究竟是保守多一些还是开明多一些?
本来,一个人的思想既与她的成长环境、知识积累有关系,又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任何带有绝对性的结论,都会失之偏颇!
慈禧太后出生在封建礼教盛行的社会,从小就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
进宫之后,她所受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更加宽泛,约束也更为严厉。
毫无疑问,慈禧太后的政治态度必定要受到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
慈禧太后在咸丰二年(1952 年)被选入宫,那时她才 17 岁。
从此以后,她难以接触日益变化的现实,“她足不出京,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茫无所知,对于国内发生的事情只凭京师和各省大臣所上的……报告和奏折来判断。
所以,慈禧太后的政治态度中具有保守的一面是理所当然的。
戊戌年光绪帝要求变法,慈禧太后许可的前提是“无违祖制”, “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在清末新政时期,慈禧太后对兴办女子教育,采纳西方的教育方式仍不以为然。
1908 年 11 月傅增湘曾为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的事情,向慈禧太后请示,“太后问:汝曾办女学堂,究竟怎么?闻成效颇好!对:在天津创办女学三处,又办女小学八处,……成效颇佳。
太后曰:女学生规矩最紧要,以后当益加奋勉,务要整齐严肃。
又问:学堂科目怎么?对:……。
太后曰:学科自以中国学问为重,其洋文算学等不过稍求新知识,并未尝有大用处。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西学的态度依然是有所保留的。
时人亦曾记载:“近日慈圣大不以学堂教科为然,召见京察各员,无不垂询学堂,甚至拍案厉言:‘经书乃为人之根本,何可废弃?’又云:‘私立学堂必较官立者为愈’”。
并且:“如果谁想更改中国的传统习俗习惯,那么慈禧太后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清宫二年记》中有着诸多的例证来说明慈禧太后这种保守的性格。
如慈禧太后在 1903 年即新政举办后两年仍旧认为:“至西人政事中,亦有吾所欣羡者,如其海陆军与机械之类。
惟论其文化,吾必谓中国实居首选。
”并且说:
“中国礼俗,素称文明,今以不及者为代,非智者所为。
”西方的礼俗是不及中国:“彼西人者,依其风俗,固和蔼且恭谨。
惟其礼仪,则不能与吾途并论。
余且作保存之言可也。
盖中国俗尚,吾深佳之,终吾之身,颇不欲其或有更易。
另一面,慈禧太后的性格中亦不乏开明的表现。
洋务运动,慈禧太后给予洋务派以巨大支持,赞同洋务派的洋务主张,重用洋务派进行革新活动,甚至有学者指出,“慈禧太后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指挥者和决策者”。
戊戌变法之初,慈禧太后也默许了光绪的改革活动。
庚子之变以后,慈禧太后在各方面都展示了其开明的一面:慈禧太后愿意接受西方事物(这将在下文提到),让女官德龄替自己翻译西方报纸,修筑宫殿参用西制,殿堂中之陈设也“悉用西式”等等。
当然,新政启动和向立宪政治转变,则更是其开明的显著表现。
慈禧太后在她的一生中所表现出的开明,其真相之一在于她受到的传统教育很有限,这虽然给她带来学识上的局限,但同时也带来了思想的灵活性和应变性方面的好处,行事不那么循规蹈矩。
她没有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不可违背的准则和坚定的信仰。
传统虽然对她颇有影响,但没有在慈禧太后的意识中形成一整套的理念。
慈禧太后对传统的遵循是“服从”作用的结果。
传统并没有在慈禧太后的意识中形成一种自觉性。
因此慈禧太后才做出了许多反传统的事情,她没有像顽固派那样,坚决地排斥洋务运动等新生事物,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如研究者所言,“当作一个相当精明的统治者,西太后对事物有较敏捷的反应能力,靠经验、感觉何不是理论学说的支配,她能够针对不同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政策。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受着环境、传统观念的制约和眼界的局限,她保守的一面比较突出;但是她在具体的决策中又有相当地灵活性,表现出开明的一面。
慈禧太后的这种政治态度,影响了她在晚清大变局中的应对措施,对晚清政局和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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