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乡村教育的落后为何是从清末开始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古代的教育，城乡差别并不明显。乡村教育的落后是从清末开始的，其根本原因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但废科举也是造成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科举制是在仓促之间被废止的

　　鸦片战争后，传统教育的弱点充分暴露，引进西学成为当务之急。至甲午惨败，天下愕然，群起而寻其因，遂集矢于八股和科举。康有为称：“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载《戊戌奏稿》）于是清廷先废八股，再停科举，以新学堂代之。显然，把战败之因归于八股和科举，并未抓住问题的要害，落后就要挨打才是定律。在头脑发热情况下做出的废八股和科举的决定，必然是仓促的，这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对废科举必须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是废了科举，教育怎么办？科举是选官制度，本与教育无关，但由于封建政府要培养忠于朝廷之士，需要以封建理论去规范他们的思想行为，从学习上引导他们，因此，科举创立不久，便与教育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也埋下了隐患。明清时，科举完全左右了教育，把教育内容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众多读书人钻进了死胡同，脱离了社会与民生。依附于科举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改革是势所必然。但是，改革不应是简单的废除，而首先要搞清科举和教育各自的功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科举的功能本是保证公平取士，教育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人才。科举不应左右教育，教育也不能只为选官服务。只有让科举回到原本的、单一的选官功能，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教育与科举分途，才是新式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然而，清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想以新学堂代替科举，对学堂毕业生授予出身，一如科举之模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的发展。御史陈曾佑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指出新学堂之不能发展，乃“学堂、仕进混一之弊”。他认为，学堂只授文凭，虽多至数千人不觉其滥，如尽授以官，则难以为继，“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做官。”（《光绪政要》卷三十一）以发展新学堂来普及教育是进步的，让新学堂重新承担科举选官的功能则是行不通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其所推行的政策自然难见其效。

　　二是废了科举，如何善后？废科举是举国之大事，理应做好充分的善后准备工作。由于仓猝定制，容不得清政府过多地考虑善后问题。面对府州县学的停办，面对数百万科举制留下的举人、生员、童生，清政府既没能解决他们的认识问题，也没有妥善安排他们的出路。而在推广新学堂时，也看不到有效的舆论宣传、组织保证、财政支持、师资培训，全凭各地方长官的认知程度各行其是。正是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善后措施，造成废科举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思想的混乱，国人普遍缺乏对新学堂的认同。

　　二、废科举后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措施不力，因此废科举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新学堂的发展，更使乡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困境。

　　一是旧的教育体系解体后，造成乡村教育的断层。科举时代，乡村普遍设有社学、义学和私塾，与正规的府州县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对乡村的文化教育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废科举后，旧的教育体系一下子解体了，而新的教育体系一时又无法构建。最初的学堂都设在州县以上的城市，乡村子弟面临无学可上的局面。旧的教育体系中，启蒙教育在乡村占了极大比重，而一旦没有了启蒙教育，乡村子弟就很难考进城里的学堂。实际上，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乡村教育的真空。而这种文化教育的中断，哪怕只有十几年，便是耽误了一代人。

　　二是传统观念尚未转变，乡村教育难以为继。科举时代的读书观是“读书做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类的宣传，渗透到乡里民间，妇孺皆受其染；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现实，更为世人树立了读书做官的样板。其影响可谓根深蒂固。科举可以立废，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变。废科举后，许多乡村人士对新学堂嗤之以鼻，纵有学堂毕业者，乡党亦不以为荣。许多人看不到读书做官的效果，又缺乏对新学堂的正确认识，因而产生了“学而无益”的想法。在传统观念尚未转变，而新学堂又未能触及的乡村，传统的启蒙教育难以为继。

　　三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乡村教育举步维艰。新学堂与旧式学校不同，它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在晚清，中央及地方的教育经费明显不足，动员民间集资又收效甚微。因此，各地兴办学堂都受到经费的困扰，以至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学堂，一乡十里、数十里之中，求一旧有之蒙学馆而不得。此外，高额的学费也让众多人等，特别是乡村子弟望而却步。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限制了新学堂的发展，乡村教育更是举步维艰。

　　四是师资严重匮乏，乡村教育明显滞后。在传统教育体系解体之后，原有的教师大多不能承担新学堂的教学任务。因此，新学堂面临的又一个困难是师资匮乏。当时办在城市的学堂，有的由于聘不到足够的教师而缩小办学规模，有的只能使用仅受过短期培训的速成教师，还有的“其教授法视家塾无甚差异”。城市学堂尚且如此，又怎能顾及乡村教育呢？

　　三、废科举后乡村教育的状况

　　废科举、兴学堂，并没有达到清政府的预期目标，反而导致了另一种状况：一边是乡村教育明显落后，与科举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新学堂培养了一批清王朝的掘墓人，这恐怕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乡村教育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子弟没有得到受教育的均等机会。科举时代，除宗室、贵族外，城乡子弟均有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府州县学的学生大多来自乡村。废科举后，乡村子弟大多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即有人指出了这一问题：“科举之弊，近人详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微寒不与。”（《举人李蔚然请变通整顿学务呈》，见《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85页）直到民国初年，这一问题仍很突出，故有人呼吁：学校需要大大增设，“叫一般青年都能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二是乡村读书人数明显减少。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在乡村“家弦户诵”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以至“深山密箐间，弦诵之声，不绝于耳”。而废科举之后，“乡间读书之声有减无增”，读书人数明显减少，失学人数大大增加。

　　总之，清末仓促废除科举对乡村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造成近代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一历史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不免带来社会阵痛和负面影响，当政者的责任，应该在果断推行改革时，更慎重、周密地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患于未然，尽量把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第二，是个农业大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城乡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在今天强调缩小城乡差距、均衡发展时，这一历史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一个做父亲的，竟然希望儿子快点死掉，可见父亲对儿子情断义绝之甚。《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讲述了清朝一个皇室家庭的轶事，让人读后感叹不已。

　　故事里的父亲是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亲王奕忻，儿子是奕遵照遗诏为恭亲王。奕一生，在政治舞台上经历几番大起大落，而他在家庭生活中更是经历了太多的身心交瘁。他有4个儿子：长子载澂、次子载滢、三子载濬、四子载潢。其三、四两子俱幼殇，长子载澂袭贝勒，然而成年后胡作非为。

　　载澂(1858-1885)，生于咸丰八年，同治元年(1862)进封为贝勒，同治十二年再加郡王衔头。这个“官二代”一点儿不争气，史书上给他的评价皆是“淫恶不法”、“年少纵欲”、“狂淫无度”之类。做父亲的奕拿他没有一点儿办法，最终落到父子情义断绝的地步。光绪十一年(1885年)，载澂患病，奕不忧反喜，竟日盼其死。虽然表面上“延医吃药，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日久病重，家里人报告奕，奕说：“姑念父子一场，还是为他送终吧。”奕走入载澂卧室，见他侧身而卧，气如游丝。浑身黑皱绸衣裤，上用白丝线绣满蜘蛛。奕不看则已，一看大怒，呵道：“就这一身匪衣，也该早死了!”说罢，掉头而去。载澂很快气绝身亡，年仅二十八岁。

　　让父亲最痛恨的儿子丑剧，是这样一件事情。《清朝野史大观·清宫述闻》中记载，某年夏天，载澂率一帮恶少游什刹海。在岸边品茶时，见邻座有一妖艳妇人，独坐无偶，向他频丢媚眼。好像似曾相识，而欲言又止。载澂性喜沾花惹草，派手下购莲蓬一束相赠，并对她说：“这是大爷所赠，想与你相会，可以吗?”妇人答道：“我家人杂，很不方便，请大爷选个地方吧。”载澂闻之大喜，于是把她邀到一家酒楼密室相会，“从此为云为雨”。有意思的是，两人相好日久，妇人知其为载澂，载澂却不知妇人姓甚名谁。

　　一日，载澂对妇人说：“我俩情投意合，却不能长相厮守。这可怎么办?你能嫁给我吗?”妇人答道：“家有婆婆有丈夫，那样势必不成。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在半路上把我劫走。大爷劫一妇人，谁敢说半个不字!”载澂听说大喜，仍约女子会于什刹海茶座间，他率一群恶少一拥而上，把妇人劫走。一时舆论沸腾，以为载澂抢夺良家妇女，不知是两人预先设计。该妇人家境甚贫。其公公曾为浙江布政使，后因犯事逃至普陀为僧，从此家境破落。其夫为京曹官，听说妻子被载澂劫去，不敢控告，怒气郁结，酿成疯癫，终日被发袒胸，在街上胡言乱语。后来得知，该妇也是宗室(皇族)之女，论起辈分，竟是载澂的同族姑姑!

恭亲王长子载澂（俗称澂贝勒）照片

　　其实，载澂天资聪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喜读书吟诗，虽未及三十而陨，已有不少成熟的诗作，有《世泽堂遗稿》三册传世，署名多罗果敏。集前有他同父异母弟载滢写的序文，序文有言：“兄自束发受书，过目即能成诵。喜为诗，叉手而成。”可惜，载澂虽有文才，却以放荡顽劣驰名。平心而论，奕的福晋病故，载澂向慈禧太后求情，称“当尽人子之礼，奔丧穿孝”，才奉特旨赦免放出高墙。至于后来父子情断义绝，已是晚矣。这可能与载澂早年两个幼弟早殇，他又是长子，自幼深得父母溺爱有关。奕家教的失败，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玩味的是，这段史料中有这样一句：“当澂出入宫禁最密时，王深恐变作。”原来，奕载澂自幼在宫内上书房伴读，与载淳气味相投。长大后，载澂经常出没于声色犬马之地，见多识广，常把外间的奇闻趣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小皇帝听。载淳亲政后，禁不住诱惑，仍常与载澂微服出宫，与他到娼楼酒馆宵游夜宴，寻花问柳。奕虽知情，又不敢张扬，使皇帝蒙羞。长此以往，载澄更是无法无天。

　　小贝勒爷载澂之“狂淫无度”在清朝皇室中并非个案，而仅是一个代表而已。当初努尔哈赤兴起不久，便赐与子弟叔侄以“贝勒”等称号。顺治年间分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共等称号96人。以后皇子王孙日益增多，乾隆时宗室已达数千人。清廷从制度上给与皇族十分优厚的待遇，皇子王孙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袭封高级爵位，就可分取大量金、银、财帛和人丁、庄园，就能安居王府，岁领俸禄，过着金银满库、奴仆成群、一呼百应、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一些贝勒爷花天酒地，横行不法。豫亲王多铎的六世孙裕兴，袭爵后“不自爱惜，恣意干纪”，好色成性，强奸侍婢，逼迫致死。克勤郡王岳托的曾孙纳尔图，戏弄王爷成风，打死无罪之人。第七代郑亲王神保住，荒淫无耻，“恣意妄为，致目成眚”，横暴残忍，凌虐族兄之女。惇亲王绵恺，嗜好鸦片，将优伶囚于府中，任意凌虐。庄亲王奕赉，“浮薄无行”，与镇国公溥喜赴尼寺吸食鸦片。镇国公绵顺，更是故作非为，携妻妾，带妓女，赴庙唱戏，恣意寻欢逐乐。如《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中所哀叹的那样：“蔑伦绝理，形同禽兽，皇室固当如是乎?”

　　在晚清爱新觉罗家族中，奕堪称最具才识之人，他使濒临覆亡的清廷得以“中兴”。然而，毕竟政体腐朽，非一人一力可以挽回。更何况如载澂这样一批“恣意妄为”、“狂淫无度”的接班人，清王朝焉能不加速衰亡与覆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