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税风波：明代因征税引发江浙等地城市广泛民变真相还有哪些？

　　1601年，苏州工人与市民发动“织佣之变”，这次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

　　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点是苏州玄妙观。愤怒的工人与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如乌云般聚集。一连三日，不呼而集者万人。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六十人之首脑葛成，一位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率众誓神，一呼而万人响应。

　　六月初六，民变者如山川奔腾般涌上街头，史称“织佣之变”。上午，民变者在灭渡桥捶毙正向卖瓜卖米者征税的参随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之后分别冲向阊、胥二门，四处殴杀税官，乃至缚而投之于河。

　　明神宗迫于严峻形势，以“抚”为基调，温柔结案：“苏州府织房机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只破起衅之人，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只收监领头者葛成，不及其余。而葛成在关押13年后，经巡按御史房壮丽特请矜宥，被释放回乡。出狱后，吴人敬之若神圣，尊称为“葛将军”。一场因抗税而起的民变，至此以较和谐的结局收场。

　　苏州之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万历间，因连年用兵和大兴土木，出现严重财政危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先后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从此中官四出，荼毒天下。不数年间，钞关遍布大江南北，运河、长江沿岸尤甚，造成重征叠税。税使所至，害商扰民，搜刮民财无算，且形成由地痞恶棍集合、披着税务外衣的黑恶势力，各地城市与商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工商业倒闭者甚众。

　　猛于虎毒于蛇的矿税苛政，终于在全国各地城市广泛引发民变。除了1601年苏州织佣之变，此前还有1599年临清万人抗税，此后还有1602年苏松地区机户官文以揭帖“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劫掠骚乱，1603年杭州机户大规模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临终遗诏罢除矿税才告一段落，但因大饥荒等而起的农民暴动，又接踵摩肩，明朝终于覆灭。故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乾隆帝也评论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马歇尔法官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1601年的苏州民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伦理话题：当税收这种关系民生至要的国之重器被滥用时，抵制甚至抗击“恶税”，便会成为在人民中达成共识的正当防卫，进而激发民变。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学者巫仁恕有系统研究。他认为，晚明因抗税而起的民变，乃是一种“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居民有关，而且是在城市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概念，源于查尔斯·蒂利，主要泛指人们为追求共同权益而集聚的行动)。引发城市集体行动的原因，和农民叛乱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有时也跟贫富差距、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族群冲突有关。但城市集体行动与农民起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城市百姓的抗争，容易安抚，因为他们通常还能勉强生存，没有反抗政治合法性的诉求;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农民，一旦起义，常会演变成推翻朝廷的风暴。简单地说，城市民变虽有抗争，并不颠覆，“他们反官员，但不反皇帝。”

　　在我看来，晚明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已然内含公民不服从的兴味。所谓公民不服从，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约有三个源头———苏格拉底、梭罗、马丁·路德·金，而在罗尔斯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归流。依照罗尔斯的定义，公民不服从，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一般而言，公民不服从有两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直接的公民不服从是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如上文提到的杭州机户罢工及逃亡;间接的公民不服从则是不但违反要抗议的法律，而且通过违反其他法律来引起社会注意而表达自己的抗议，如苏州民变中人们使用暴力手段，殴打乃至杀戮税吏、税棍，违反的已不只是税法而且是刑律。

　　风可以吹起一片枯叶，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而公民不服从的力量，可以缓，也可以急，为政者须深思。

　　1840年4月7日，英国议院就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东鸦片商人赔偿案开始辩论，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9票之差通过了内阁的提议。

　　历史的细节总是让人扼腕：如果英国议会里多五个人投票反对战争，鸦片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不过，这也许是一个误区。

　　因为从林则徐的错误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鸦片战争无论何时爆发，大清朝总还是要输的，晚打其实不如早打。早打早清醒。

　　禁烟任务的完成，只是整个事件的小小开始;而林则徐在这个胜利中所犯的一些错误，直接导致了最终战争的爆发。林则徐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接受了义律表示愿意交出鸦片的禀帖。这一点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是应当考虑到义律的身份是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接受了他的禀帖，就使得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官方针对普通外国人的反走私的司法行动，这样一来变成了中英两国官员代表各自国家的官方正式交涉。这就使得战争变为可能。

　　而义律之所以劝告英国商人将鸦片交出，由他一并交给林则徐，并不是打算就此遵守清朝的法令，而正是打算通过把鸦片的性质变成英国政府的财产，以此为借口鼓吹对清朝发动战争。在他被林则徐困于商馆区内的时候，他就写信给英国外相巴麦尊，要求政府立即对采取军事行动。巴麦尊是当时英国政府里著名的鹰派，对外关系方面一贯采用强硬政策，义律的建议正合他的心意。

　　加上国内鸦片商人集团和棉纺业商人集团都大力支持对华用兵，巴麦尊于是就在内阁提议派出远征军，英国内阁遂于1839年10月决定派出舰队前往。考虑到当时的通讯条件，从英国伦敦到广东来往书信需要约四个月时间，英国内阁的决定应该是根据6月份的形势做出的，也就是说，当林则徐在虎门意气风发地销毁鸦片之时，战争的阴云其实已经笼罩在了大清国的上空。“日不落”帝国的军舰和士兵，从1839年10月起，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向南海洋面进发。然而英国内阁虽然已经开始派兵，但是战争这样的大事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下还是需要议会来做最终决定的。尤其是当时的西方人对还怀有一种普遍的敬畏之心：毕竟是曾经取得过无比辉煌和荣耀的大帝国，盛唐的万千气象和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余威犹在，英国人对于自己能不能对这样一个大国战而胜之，还不是十分确定。1840年4月7日，英国议院就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东鸦片商人赔偿案开始辩论，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阁的提议。已经在南海洋面上集结待命的大英帝国舰队，等的就是这个决定。而同一时期大清最高决策者道光帝对战争的认识是怎样的呢?其实早在1838年7月，就曾有过英国军舰开到广东虎门之事。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应义律之邀，并奉伦敦方面的命令，率领军舰两艘来华，意图炫耀武力，支持鸦片贸易，并支持义律对中英两国平等交往的要求。

　　这个举动的含义其实是十分清楚的，即英国方面为了鸦片贸易是可以不惜动用战争手段的。但可惜的是大清朝上下-从广东的地方官员到道光帝-由于完全不具备近代外交知识，没有人明白这个信号的真实含义，根本无动于衷。两广总督邓廷桢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对马他仑和义律维护鸦片贸易的意图仅一笔带过，倒是对义律给他的公文不用“禀帖”的形式大发议论，说“在臣一字之更，何关轻重，唯平行于疆吏，即敌体于天朝，体制攸存，岂容迁就”等等，还是典型的天朝思维模式。而道光帝对此也并不重视，只是嘱咐了邓廷桢几句就算完事。他们的表现再联系到之前各省督抚在讨论鸦片问题时无人提及英国的反应，可以想见，大清朝当时举国上下并无人想到此事可能引发战争，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在维护天朝尊严的前提下妥善解决鸦片及其所带来的白银外流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道光帝召林则徐进京觐见的时候，还是嘱咐林则徐“不得轻启边衅”。

　　道光帝是个守成之主，治国策略是能省就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登基之初，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结果花费了一千万两银子，动用军队四万人，才抓住了张格尔，平定了叛乱，道光帝对此心疼不已。而清朝此时的财政状况也不好，所以虽然会过日子的道光帝并不怀疑清军再一次获得战争胜利的能力，但是钱他是不舍得花了。所以他给林则徐的指示是，鸦片务必杜绝，边衅决不可开。其实道光帝所担心的也只是边衅一开，大清国又要花费不少银子，根本没有考虑到会战败并且割地赔款的问题。所以说大清国上下，至少在林则徐赴广东之前，对于战争可以说毫无准备。

　　等林则徐到了广东，不多久道光帝就得到消息：林则徐收缴鸦片两万多箱!道光帝龙颜大悦，给林则徐加官进爵，大大地封赏了一番。正好当时的两江总督出缺，道光帝就任命林则徐为两江总督，准备派他去督办盐、漕、河三务。这三件事可历来是的大事，派林则徐去办这三件事，说明了道光帝对林则徐的重视，而两江总督在地方官当中是仅次于直隶总督的位子，把林则徐由湖广总督调为两江总督，实际上也就是升了林则徐的官。在道光帝看来，鸦片一事林则徐自然很快就能彻底解决，不久即可到两江总督的位子上赴任。不料林则徐之后在广东纠缠不清，总有些不大不小的事情报给道光帝，最后道光帝终于忍无可忍，给林则徐下令说“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干脆什么贸易也别做了，一劳永逸，以绝后患。

　　为了不再让鸦片事务来烦扰自己，这位一向俭朴的皇帝甚至打算放弃对外贸易所能获得的税银，说“区区税银，何足计论”?然而道光帝根本就不会知道，拒绝通商给大清朝带来的是怎样的后果。再来看林则徐。林则徐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得出结论，“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只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这个结论是如何作出的呢?林则徐到了广东，与英国人打过一些交道之后，还是了解了不少情报的。从史料上看，当时林则徐至少雇了四名翻译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林本人也很重视这些情报，把情报整理编辑成册，以供随时阅读参考。在对西方世界了解极其模糊的大清朝，作为一名天朝的封疆大吏，钦差大臣，能做到这些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然而可惜的是，即使是了解情报最多、最详细的林则徐，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也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相反，他从他了解的情报中倒得出了英国人不敢开战，只是虚张声势，企图进行军事讹诈的结论。首先，林则徐从情报中已经大概了解了英国的地理位置、国家大小、军队和舰船数量等等情况，但是林则徐没有亲眼见识过英军强大的近代军事力量，仅从这些字面数字的比较上，很容易就得出了英国远远比不上大清朝强大的结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他看来英国距离大清达六万里之远，如果英国人劳师远征，主客之势，众寡之数实在过于悬殊。其次，从情报中林则徐了解到英国是以贸易为立国之本的，对华茶叶贸易利益尤大。因此他又认为，即使断绝了英国鸦片贸易的利益，仅仅为了正当的贸易能够继续进行，英国也要慎重考虑，不会轻易开启战端。对于这一点应当注意的是，林则徐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他认为英国开战必败的基础上的，他并没有想到如果英国获得了战争胜利，正当生意和鸦片生意都将获得巨大利益。

　　在他看来，天朝在战争中会失败是不可想象的。再次，他注意到了情报中介绍的一些英国人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声音，并且对英国女王要求商人们遵守法律的规定格外重视，甚至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都有所谈及。据此他认为，鸦片贸易不过是一些不法商人勾结英国驻印度等地的地方官员所做的非法勾当，并非英国的官方意思。而他根本就无法想象，英国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导致了上述情况的产生，而这些情报所反映的事实并不影响英国议会和政府做出对华用兵的决策。最后，他还分析过在华的英国鸦片商人的背景，认为这些人都是一些散商，并无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他还提醒道光帝说，义律此人常年在华，对大清的局势颇为了解，算得上是个通，他听说有“边衅”之论，就借此讹诈，希望道光帝不要上当。在给其密友广东巡抚怡良的信中，林甚至对义律的强硬态度表示出无法理解，认为“然替义律设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这就是在电影中忧国忧民一脸正气的林则徐!然而他已经是在当时的大清朝对英国最了解的一个人了!就在这样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大清朝遭遇了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