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被捕后遭苏联拒绝承认：妻子在集中营病逝是真的吗？

“我叫理查德？佐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南高加索的阿吉肯德，父亲在巴库一家德国石油公司当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我的家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家庭。”

这是佐尔格在日本巢鸭监狱的自述的开头，他是二战中最著名也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间谍。他是一个在俄罗斯出生的德国人，即是公开的纳粹党党员，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以和日本为自己的战场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轴心国集团最重要的情报。

无法相信的事实

在和石油公司的合约期满后，佐尔格的父亲后来带着全家返回德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19岁的佐尔格志愿入伍。1916年3月，他在西线身负重伤，致终生微跛。他被提升为下士，并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佐尔格的世界观也在这里重组。“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是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他在自述里写道，“即使我没有任何其他信仰，仅仅憎恨战争这一点，就足以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在住院康复期间，与一位护士交往，受到她父亲的影响，阅读马克思著作，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坚信“共产主义公平、公正、给人以希望”。大学学习经济学。1919年8月，佐尔格在汉堡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佐尔格来到苏联定居加入苏联国籍和苏联共产党。1929年，佐尔格加入苏联情报部门，上级是苏军总参四局及后来的情报总局。

1929年，佐尔格回到德国，他经介绍加入了纳粹党。1930年，他以《法兰克福邮报》记者的身份前往，提出的主要申请理由是调查和研究的银行业务状况。由于他的学术头衔和纳粹党党员的身份，他轻松地得到了纳粹党在该报特派员的批准前往。

在上海期间，他保持和中共在上海组织接触，多次见过周恩来。不过佐尔格始终都是受共产国际和红军情报部门的指挥，他和共产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佐尔格以笔名“约翰逊”为名，结识了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和大名鼎鼎的中西功不同，他不是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更多是同情和理解。他之所以后来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献身，是因为他是一位“亚细亚主义者”。他坚信自己是热爱日本的，而扩张和侵略战争只会摧毁日本经济乃至整个民族。另外在对日活动中，佐尔格也被莫斯科禁止和日共接触。

1932年，佐尔格结束了在的工作回到莫斯科，然后前往日本。在东京，他显示出了惊人的活动能力，很快赢得了德国驻日武官欧根？奥特中校的信任，成为他的私人顾问。奥特同时肩负对日的情报搜集工作，但是他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军人，不熟悉政治，而佐尔格对远东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情的了解是他极为需要的。由于佐尔格为德国对日情报搜集和分析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得到德国大使馆的信任，在那里拥有办公室。

佐尔格有名言，间谍不能光搜集情报，还要影响政治。他极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扶持奥特。德国驻日大使冯？迪克森离任后，奥特终于登上了驻日大使的宝座，也因为这个他一直对佐尔格感激信任。直到佐尔格被捕乃至招供以后，都不相信这个事实。

最后的话

但是佐尔格还无法接触到日本的政治核心阶层，通过画家宫城与德，他重新找到了尾崎秀实。宫城与德是冲绳人，小时候举家迁往美国，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受到白人的歧视，而作为一个冲绳人，他又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美国，他接触了左翼思想，最终选择加入了共产主义事业。宫城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不违反佐尔格不和日共接触的原则。

最终，尾崎秀实加入了佐尔格小组。作为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政治评论家和“支那问题权威”，他能够接触到日本外交界和政治界的高层。尾崎秀实后来加入了日本首相近卫文组织的政治研讨会“朝食会”，实际成为他的幕僚，并且在日本在国外最重要的经纪机构“满铁”中担任职务，正是通过他这些关系，佐尔格获得了大量日本机密情报。

1941年，佐尔格小组发出了他们最重要的情报，即德国即将进攻苏联。这本可改变历史。但是这个情报却被斯大林认为是离间苏德关系而无视。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间谍组织，佐尔格小组有日本人、德国人、朝鲜人、人、英国人、美国人、南斯拉夫人和丹麦人。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即国际共产主义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甚至还有一名为日本高官看病的安田大夫（也在被捕后坚持到了战争结束被释放），在为佐尔格治疗过程中被他说服加入了其组织。

多年以来，神秘的电报一直从日本发出，但是日本情报部门一直摸不到线索，甚至有人认为是从大津半岛附近海底的一艘潜艇发出的。后来由于日本在美国的情报组织发回了在美日本左翼分子活动的报告，使得宫城与德暴露，继而尾崎秀实也被捕。佐尔格本来得到了警告，但是他希望和自己的日本情人，在德国酒馆“金色莱茵”中做女侍者的石井花子一起离开，这暴露了他的行踪。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

在巢鸭监狱，尽管由于盟友国民的身份，佐尔格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被拷打，但是和尾崎秀实一样，他以一种殉道者的气质承认了自己间谍的身份，承认自己是一名苏联公民和共产党员。但是由于苏联拒绝承认他，他一直不能与苏联间谍交换。甚至还被指责是纳粹间谍，他在莫斯科的妻子卡佳，因此被逮捕，1943年死于西伯利亚的集中营。

1964年奥运会期间，民主德国举行了佐尔格的纪念仪式，同年，他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平反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民主德国的一支部队和情报部门的一种勋章以他的名字命名。之后历任苏联驻日大使都会去他在东京多磨陵园的墓碑参拜。日本也没有忘记他，“他的事迹三度以正面的形象被搬上银幕。”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是于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日这天被绞死。佐尔格临刑前用日语说道：“这是我最后的话，苏联红军，国际共产主义万岁。”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8月5日发表题为《一位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日本记者改变了二战的走向吗？》的文章，作者为道格·鹤冈，编译如下：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赞同二战第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41年12月，当时朱可夫元帅领导的苏联红军粉碎了包围莫斯科的德军防线，从而击溃了对于这座城市的围攻。

　　在本月全世界庆祝日本投降和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应当铭记令朱可夫能够将急需的军事力量转移到莫斯科的至关重要的情报来自于一位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是日本的一名报社记者，也是苏联王牌间谍理查德·佐尔格领导的传奇的东京间谍组织的关键成员。

　　佐尔格最著名的功绩包括提前告知斯大林日军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这个情报被他的克里姆林宫老板忽略了。但是，可以说，他在这场战争期间所传递的最重要的情报是：据可靠消息人士证实，日军不会通过在苏联开放第二战场来缓解德国的压力。这份情报令朱可夫能够将其久经沙场的士兵和装备重新部署到莫斯科。关于日本将采取何种行动的最后证实，来自于尾崎秀实。

　　传奇身世

　　撰写二战情报战史的前美国外交官鲍勃·伯金说：“如果说有一份情报改变了二战轨迹的话，那就是佐尔格向莫斯科提供的日军不会入侵俄罗斯的报告。佐尔格的间谍组织——以及尾崎秀实在其中的角色——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间谍故事。”

　　尾崎秀实和佐尔格都因为间谍罪被日本当局逮捕并被绞死。但是尾崎是唯一在二战中因为叛国罪被处决的日本平民。

　　1901年5月1日，尾崎生于岐阜县的白河。他降生在一个旧式的武士家庭，但他父亲是一个几乎身无分文的记者。在他幼年时，随家迁往日本当时的新殖民地台湾。正是在这里，易冲动和思想开放的尾崎逐渐熟悉了文化，并感到作为这个岛屿统治阶层一员的尴尬。

　　日本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1990年的传记作品《叛国实例：尾崎秀实和佐尔格的间谍组织》中记载了一段尾崎的话：“我与统治阶级的关联在我面前以日常生活具体现实的形式展开。这种经历后来引起了我对于民族解放问题异乎寻常的兴趣，也令我有机会深入了解问题。”

　　1922年尾崎回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但是他很快就退学，并且投身于共产党的活动之中。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与日本政府对立是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当时他看到当地警察和官员煽动不理智的暴民，最终导致东京的6000多名朝鲜居民被杀戮。

　　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追随自己父亲的足迹成为一名记者。1926年，他被《朝日新闻》雇用，并且很快撰写了关于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报道。1928年《朝日新闻》将他派往上海，在那里他与左派美国记者阿格尼丝·斯梅德利成为好友。尾崎也开始为这座城市中的共产党党员秘密提供帮助。

　　决定性会面

　　斯梅德利在佐尔格某次来到时将尾崎介绍给了他。罗伯特·怀曼在其1996年的著作《斯大林的间谍》中写道：佐尔格问斯梅德利，“你能给我介绍一个能够帮助我增加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知识的日本人吗？”斯梅德利就把尾崎介绍给了自己当时的情人佐尔格。

　　二人一拍即合。怀曼如是描写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尾崎非常友好，风趣，乐于助人。他们认识到彼此的心智能力，而且不久就发现了共同的兴趣爱好。”

　　尾崎加入了佐尔格的组织。在为苏联军方间谍机构工作的佐尔格后来伪装成一名亲纳粹的记者被派往东京之后，这二人在日本展开了合作。组织的其他主要成员包括冲绳县人宫城与南斯拉夫人布兰科·武凯利奇和德国电报员马克斯·克劳森。

　　尾崎在被捕后说：“可以说，事实上遇到阿格尼丝·斯梅德利和理查德·佐尔格是我的宿命。正是遇到了这些人，才最终决定了我的人生路径。”

　　佐尔格是一名杰出的间谍，而且富有勇气。但是他对于日本几乎一无所知。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对他来说如同密码一般。尾崎帮助他了解了日本，而且正是这个健谈的日本记者招募了其他日本人，组成这个组织在日本的反军国主义中坚力量。

　　如果没有尾崎帮助佐尔格（既不能讲也不能读日文）进入日本政府最内部的圈子，佐尔格是否还能取得成功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一名重要的问题专家，尾崎凭借自己独有的魅力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其他官员的顾问和亲信。他与近卫文麿及其小圈子在东京的近卫府邸定期举行会面。正是在这里，尾崎获得了关于日本对于亚洲大陆的军事战略和政策的关键性情报。

　　代号“奥托”的尾崎和代号“乔”的宫城承担了在日本、满洲和亚洲其他地区报告日军行动的危险任务。他们还负责证实佐尔格从德国外交官处获得的情报。

　　为信仰赴死

　　尾崎是一位在对抗轴心国的战斗中选择了自己立场的忠实信徒。

　　在被处决之前不久，尾崎对一名访客说：“我愿意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壮丽赴死。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而且我完全准备好了。”

　　1941年8月底，尾崎以参加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在大连举行的一次会议为借口来到日本占领的“满洲国”。他的真实目的是核实日本关东军的部署，以证实他们是否准备入侵西伯利亚。他还搜集了关于日本陆军和海军库存油数量的数据以寻找关于军队部署的线索。

　　尾崎很快带着“拼图的最后一块”回到东京。佐尔格当时在日记中回忆尾崎对他说：“危险已经解除。”日本人正在从“满洲国”撤军，而且并没有将其他军队自向北方调动。一场对于苏联东部前线的入侵显然并没有在酝酿中。所有迹象都表明，日本将向南——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加坡——进行打击。

　　伯金在接受亚洲时报在线采访时说：“这起案例中真正的间谍是尾崎。”

　　“尾崎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所采取的方式无疑应当获得大量的赞誉，或许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他来到佐尔格身边时，并非是一个已经在恰当位置的线人，而是一个局外人。正是通过他孤注一掷的努力，才令自己跻身于日本政府的最上层，并且成为日本首相的一名心腹。这是所有间谍都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几乎从没有人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