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人杨度:蒋介石若称帝整个民国历史将改写真相还有哪些？

杨度认为蒋介石可惜得很，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东京，上万留日学生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杨度，身为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风头之健一时无俩。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度大事，无奈道不同不相与谋，谈了三天三夜，也没能说服他。他说自己虽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论，但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难以骤然改变。不久，孙中山、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望他能参加，他虽谢绝了，但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是孙、杨一段历史的因缘。

10年后，杨度因为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说这番话时，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据说，袁世凯弃世前夕，还在病榻之上不无悔恨地感叹：“杨度误我。”而杨度则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不过一书生，他的信仰只不过与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在近代史上，他实在是最不善变的人物之一。第一个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虽与杨度政见不同，却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临终前留下了并不广为人知的一份遗嘱，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当时杨度正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被通缉：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1931年，也就是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坐的还有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他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他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并且高声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或许他没有想到在坐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笔，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以参政员身份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两点以前，在“延园”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当时站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两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写《谭嗣同评传》时，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杨度和毛泽东，并把他亲历、亲闻的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记在其中，作为湖南人个性的佐证。杨度一生信奉君主立宪，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而在当时还在野的毛泽东看来，蒋介石无非是没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个头衔而已。

一位真正的名将不在于他曾打过多少场胜仗，而在于他一生击败过哪些名将！阿瑟·韦尔斯利一直是位籍籍无名普通将领，但在滑铁卢一战，他击败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从此威灵顿公爵的威名才响彻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当然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知道威灵顿公爵的真实姓名为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封地是他作为公爵的封地。

　　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时，曾以少胜多，击溃建文帝的50万大军，但后世却很少将朱棣奉为名将，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朱棣的对手实在太差劲，因而导致朱棣的名将地位的“成色”不足。反观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南宋大将岳飞，虽然一生也未曾有过溃敌50万的巨大战绩，但他名将的成色远远盖过朱棣。这是因为岳飞的对手远非李景隆辈所能相提并论的，他们经久战阵、骁勇善战，堪称一时良将。

　　1.李成

　　雄州归信人，大致出生于1088年至1093年年间。李成天生神力，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要知道两宋三百年间能挽弓三百斤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李成，另一个就是岳飞。在宋徽宗宣和初年，李成成为当地政府一名弓手（类似于今日的警察），负责维护地方的治安，缉捕盗贼。

　　此后金兵入侵，掳走徽钦二帝，导致中原地区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勤王之兵四散奔逃。流民、溃兵为了生存，转瞬之间成为盗贼，四处劫掠，严重威胁着南宋王朝统治。此时素来英勇的李成也集结起一支队伍，并逐渐壮大至10万余人，其他各路盗贼也以李成马首是瞻。

　　南宋开国初年，无力应付四处的盗贼，于是宋高宗封他们为镇抚使之职，承认他们在地方的管理权，并借助他们“捍御外寇”。其中李成被封为舒、蕲镇抚使，岳飞为通、泰通、泰镇抚使，当时宋朝政府认为岳飞与李成属于同一类人物，但两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如果认为李成仅仅有匹夫之勇，那就大错特错了。据记载，李成所部“号令甚严，众莫敢犯”，每次作战李成都“临阵身先诸将”，“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不持雨具，虽沾湿自如也。”正因为如此，李成深得军心，“士乐为用，所至克捷”。

　　此后李成“据江、淮六七郡，连兵数万”，“聚众为盗，钞掠江南”，扰乱江淮。而随着南宋国力的恢复，宋高宗赵构于1131年任命张俊为招讨使，岳飞为先锋，负责讨伐李成。当年3月岳飞作为先锋，身先士卒，率军击败李成的部将马进，5月黄梅县楼子庄之战中，岳飞会合张俊、杨沂中大破李成所部，追斩马进，李成率残部北逃，归降刘豫的伪齐政权。

　　李成归顺伪齐后，奉命驻守顺昌。宋高宗唯恐他再次为乱，“遣使赍蜡书谕淮宁、蔡州将士，立赏格”，招募勇士刺杀李成。1133年10月李成率军轻而易举的攻占了南宋的荆襄六郡之地，并派人联络割据洞庭湖的杨幺，联合攻宋，为此宋高宗派遣岳飞负责荆襄一带的战事。

　　1134年5月岳飞率领3万余人，从鄂州渡江北上，向襄荆进军。岳家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收复许多州县，李成恼羞成怒率领主力与岳飞决战。布阵之时，岳飞发现李成军阵的破绽，他派遣王贵“以长枪步卒，由成之右击骑兵”，派牛皋“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双方交战，李成的起兵“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此战李成一军元气大伤，再也没能反攻襄阳府。

　　此后李成跟随金兀术多次南侵，曾以少胜多，智取河南府。宋高宗也曾派人联络他反正，并许以节度使的高官。正隆年间，李成被任命为真定尹，封郡王，后按例降封济国公，不久后病死，时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