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十八世纪的威尼斯为何突然流行戴面具？真相究竟是什么？

　　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人每年都会在大斋节前夕举办盛大狂欢节，人们身着华服、佩戴面具。面具作为意大利特殊的文化符号在18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风靡一时。美国波士顿大学文化历史学家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教授近日对这一现象展开研究。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想透过形形色色的面具了解当时威尼斯人的心理。面具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美学体验，还是阶级制度的产物?当时的威尼斯人是否认为，面具可以改变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

　　面具盛行

　　约翰逊介绍说，威尼斯人佩戴面具的传统可追溯到13世纪，由威尼斯上层贵族开启。这些贵族戴着面具出行，是为了混在普通人中到剧院看戏。到了18世纪，面具已成为威尼斯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每年入秋开始直到四旬斋(Lent)前夕，威尼斯人几乎整日佩戴面具。当时主要流行两种面具，妇女佩戴的是一种名为moretta的面具，这种面具可以遮盖女性面颊，而男士则佩戴名为bauta的面具，鼻子下方如鸟喙一般突起，方便说话和就餐。

　　约翰逊在《威尼斯的匿名者：安宁的共和国面具》(Venice Incognito: Masks in the Serene Republic)一书中介绍，18世纪的威尼斯，面具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贵族们戴着面具接待外国使者，来自各阶级的威尼斯人戴着面具到剧院听歌剧、看戏剧，或参加舞会。除了正式场合外，餐厅中随处可见戴着面具的顾客。戴着面具抢劫诈骗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约翰逊介绍道：“当时威尼斯政府的社会管理是‘家长式’作风，认为市民的道德操守和行为举止需要监管，于是派大量‘内部间谍’到威尼斯街头巷尾，察看百姓日常行为。这些‘间谍’每日要向地方检察官提交记录街上行人佩戴面具情况的报告。”其中的部分记录保留至今，成为约翰逊研究的重要史料依据。

　　象征性匿名

　　如今，在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狂欢节上，人们佩戴各色面具以增加神秘感、体验不同的身份，而面具在18世纪的威尼斯有更深刻的含义。约翰逊说，当时的威尼斯人每年几乎有半年时间要佩戴面具。面具在威尼斯风行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方便贵族和平民避开礼数直接交流，共享公共场所，如小餐馆、剧院、赌场等。事实上，面具既方便了贵族，又方便了百姓。当时，威尼斯百姓遇到贵族需行礼，要点头哈腰。但戴上面具可以暂时抛开繁缛的礼节，帮助人们暂时忘记悬殊的社会地位，甚至“鼓励”跨越阶级藩篱的对话和交谈。

　　约翰逊表示，面具是一个象征性的匿名，其诞生完全是为迎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当时的威尼斯，阶级地位差异明显，社会利益结构坚固，几乎没有社会流动。面具可以被看做威尼斯人回应严酷阶级制度的物化体现。然而面具并没有削减社会差异，反而进一步固化了等级区别，它只是让大众在僵固不化的等级制度下尚存一丝跨越等级交流和沟通的空间。因此，面具的产生顺应了威尼斯严酷的阶级制度，同时也是威尼斯人自愿选择的结果。

　　以往学界在研究威尼斯面具的风行原因时，主流观点认为，威尼斯人依靠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借助面具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约翰逊表示，“面具的诞生并不能缩短或消除威尼斯社会的等级差异，而更像是社会的润滑剂”。他认为，面具并不能掩盖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当时的威尼斯人更不会利用面具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我们今天认为社会地位可以改变，但在18世纪等级森严的威尼斯，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大中十年(856)，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韦澳担任京兆尹。京兆尹是首都长安的市长，这个官历来不好当，因为天子脚下皇亲国戚、豪强士族有背景的人太多，这些人为非作歹、有恃无恐，管理的难度极大。韦澳为人正直，听说他上任后，豪强们都有所收敛，不过也有不信邪的，这个人就是郑光庄园的一个庄吏，租税拖欠了几年，拒绝缴纳，态度极为嚣张。庄吏敢这么做自然有底气，他的主人郑光正是当朝皇帝的亲舅舅。

　　这事放在别人身上还真得思量思量，可韦澳却想都没想，一声令下，派人将那个庄吏抓进了京兆府大牢。巴掌打在郑光脸上，太后却觉得火辣辣的，气愤地找皇帝算账，唐宣宗闻讯，急忙召韦澳到延英殿询问此事。韦澳将事情的原委做了汇报，唐宣宗陷入了深思。此前为了关照舅舅郑光，他曾下诏郑光的庄园可以免税，但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认为此举破坏了国家的税赋法令，他因而收回成命，要求舅舅同别人一样依法交税。

　　宣宗问韦澳说：“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庄吏?”韦澳说：“臣将依法行事。”宣宗说：“可郑光很喜欢这个庄吏啊!”韦澳回答说：“陛下任用我为京兆尹自然是希望我能清除京畿地区多年的积弊，郑光的庄吏这些年来的行为表明他是国家的蠹虫，这样的人如果得到宽大处理，那就是向外界宣告国家的法律法规只是针对平民百姓的，臣以为此人不可宽恕。”

　　宣宗点点头，为难地说：“你说得有道理，但郑光毕竟是朕的母舅，郑光的面子可以不给，太后的面子不能不顾。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庄吏痛打一顿，然后免他一死?”韦澳说：“我不敢不执行陛下的命令，但必须等他补足了税款之后，才能将他释放。”

　　韦澳的回答颇有些不得不奉诏的意思，宣宗只得说：“那就这样办吧，朕为母舅郑光阻挠你依法行事实在感到惭愧。”随后他将此事的处理结果告诉了太后，无可奈何地对她说：“韦澳不可冒犯!”

　　韦澳说到做到，将那个骄横无比的庄吏狠狠地揍了一顿，并等郑光庄园缴清数百斛租税后，才将他释放。此事让京畿的贵戚豪强们张大了嘴巴，没有人敢再胡作非为了。

　　韦澳虽然不肯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却得到了宣宗的格外器重。在任职京兆尹七个月后，有一次他汇报完工作后，宣宗说：“朕打算让你去户部主持工作，你看怎么样?”韦澳回答说：“臣近一个时期感到心力衰耗，难以胜任繁杂艰巨的工作。臣曾经多次向陛下讨一个小州的州官做，但一直没有得到您的恩准。”宣宗本想对韦澳委以重任，没料想他却如此推托，心里很不高兴。韦澳回到家中，外甥柳玭以为他推辞圣恩的做法不得体，韦澳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我不被当朝的宰相信任，如果突然间从圣上那里直接得到官职，外人一定会认为我走的是私人路线，这件事牵扯到圣上是无法向旁人解释的。你知道现在朝廷的风气越来越差，这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官员贪图名利地位所致，这一点你我都应该警惕。”

　　这就是韦澳，他敢于拒绝皇帝的要求，原因就是从来没把头上的乌纱帽当回事。早在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韦澳就考中了进士，接着又登宏词科。以他的条件和家庭背景，谋个一官半职不是件难事，但他在登科十年后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韦澳的叔伯兄弟韦温和御史中丞高元裕是好朋友，一次闲谈中，高元裕答应安排韦澳做侍御史。韦温很高兴，回到家便对韦澳说：“你去和高中丞见个面就可以去御史台上班了。”韦澳像没听到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韦温郑重其事地说：“高中丞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只是想和你见见面，没有其他意思，你不应该轻视他。”韦澳回答道：“然恐无呈身御史。”意思是，哪有亲自登门、自我推荐的侍御史呢?最终，韦澳也没有迈进高家的大门。

　　正直的品格背后，是淡然。清代文学家纪晓岚的先师陈伯崖曾撰写过一副对联：“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只有能够摆脱功利与浮躁，不为外物所羁绊，不为浮云遮望眼，才能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在与宁静。因为无所欲求，才能让我们的风骨刚劲挺拔、卓然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