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令人闻之色变的quot;蛊quot;究竟是什么东西？真相还有哪些？

　　《捕蛇者说》并非虚构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这是唐代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之时，针对当时苛政伤民的社会现状，写下的不朽名篇《捕蛇者说》中的一段。大致意思是：永州荒野出产一种奇特的蛇，黑皮而有白色的花纹。这种蛇接触到草木，草木会全部死掉。如果咬了人，没有人能救治。但是捉到这种蛇把它制成药饵，可以治疗很多疑难杂症。所以太医以皇命每年两次征收这种蛇，招募捕蛇者，以蛇抵其租赋。虽然很危险，但是百姓为了逃避赋敛苛政，冒死争着从事这种营生。因为柳宗元对异蛇的描述有失真之处(指“触草木，尽死”一句)，千百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永州之蛇”为虚妄，世上并没有“触草木，尽死”的蛇，所谓“异蛇”完全是为了说明“苛政猛于虎”的观点而杜撰出来的艺术形象。很多人据此断定，《捕蛇者说》根本就是“假语村言”。

　　关于这个疑问，我在宋史中找到了答案：《捕蛇者说》并非虚构!

　　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记载：永州言诸县民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诏本州徙穷僻处，无以充役，乡里勿与婚姻。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记载：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四月：壬申，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

　　这两段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公元964年4月9日，朝廷下诏命永州各县326个畜蛊之家迁徙到偏僻之处居住，不得在乡里生活。这些畜蛊之家不需要服劳役，但是乡里人家亦不得与他们通婚。这里，所谓“畜蛊者”就是养蛊的人，而养蛊就是养蛇。

　　何谓“蛊”?在我国，“蛊”是让人闻之色变的东西。最早的“蛊”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现象：动物(包括人类)死亡之后肉身腐烂，蛆虫自体内爬出。当时的人类认识不到是死亡导致肉身腐烂，而误以为是体内有“蛊”致使肉身死亡，因而“蛊”的最早涵义就是“体中有虫”的意思。古人认知能力有限，加之巫医、巫术别有用心的牵强附会，把一些奇症怪病和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与“蛊”联系起来，使之神秘而恐怖，于是便有了“蛊术害人”的说法。西汉武帝晚年，佞臣江充埋设偶人迫害太子，诈称武帝生病是“巫蛊作祟”，造成数万人死亡的惊天冤案。可见最早的“蛊术”实际上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蛊”是自然界里并不存在的东西。

　　“蛊”作为传说中人工培养的毒虫，不知产生于何时。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他说养蛊的人捉百虫(很多虫，不一定实指百种或百只)置于大瓮之中，历经很长时间，必有一种虫会吃尽其他的虫，最后存活的这只虫毒性最大，就称作“蛊”。我们知道，虫是会意字，其甲骨文为蛇形，本意就是蛇，后来逐步引申出各种歧义。把很多虫放入大瓮之中，可见放入的都是小动物。我们知道，蛇基本上是吃荤不吃素的，各种活体小动物如鼠、鸟、蛙、蜥蜴、黄鳝、泥鳅、蚯蚓、蝎子、蠕虫等，乃至于蛇的同类，无不是它的口中之食。一虫吃百虫，这种最后存活的虫只能是蛇。饲养蛇的过程中，需要很多活体小动物，何止百虫?很明显，“蛊”就是人工养殖的蛇。

　　我们再看柳宗元的记载：“吾恂恂而起，视其缶(口小肚大之陶器，其形似瓮)，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喂养)之，时而献焉。”这一段记载表明，唐代的捕蛇者捕捉到活蛇之后，需要将其暂时饲养，等待官府来人收购。可以想象，捕蛇者有时难免会捕捉到小蛇，或者饲养过程中成年蛇正常繁殖，于是便在暂时饲喂过程中渐渐学会了养殖。所谓蛇蛊、蝎蛊、蛤蟆蛊、泥鳅蛊、虫蛊等，其实就是养蛇过程中投放的蛤蟆、泥鳅、蚯蚓等常用蛇饲料。李时珍描述的养蛊，与养蛇的情形完全一致。因为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永州捕蛇者的被动养蛇行为逐渐转化为主动，形成了古老的养蛇业。普通百姓对“养蛊”业者畏而远之，地方政府又不加详察，多加歧视。于是便上报朝廷，将他们迁往人烟罕至之地居住，沦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贱民。

　　永州古称零陵，位于今湖南西南部潇水和湘江汇合处(今永州市区)。古时这里丘陵遍布，气候湿润，物种繁多，特别适合蛇类生长。据记载，永州地区的毒蛇有十余种，蝮蛇、五步蛇、银环蛇等毒蛇都符合“黑质而白章”的特征。柳宗元写《捕蛇者说》是在公元九世纪初，当时大唐王朝已经衰落，华夏陷入一个半世纪的内乱之中。北宋初年，永州属于“十国”之中楚国(南楚，以湖南为中心)的辖区。南楚政权存在六十多年，公元930年楚王马殷死后，他的儿子们围绕王权开展争夺。此后33年间，政权更迭九度易主。为了战争需要，当权者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

　　乾德元年(963年)三月，宋军大兵压境，楚国投降纳入大宋版图。当时湖南有十四州总计六十六县，但户口仅有97286户。永州自古就属于蛮荒之地，经济很不发达，当时人口至多一两万户。乾德二年(964年)迁徙畜蛊者，永州境内的从业者竟然有326户，可见养蛇业在永州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些“捕蛇者”的后裔们好容易迎来太平盛世，却又被新的当权者赶入深山老林。这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滕子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人品和文品如何?

　　滕子京(990-1047)名宗谅，河南洛阳人，幼年丧父，由母亲刁氏夫人抚育他与弟妹成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举进士。初任潍、连、泰州从事。天圣中(约1025)，任泰州军事推官，被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推荐与泰州知州张纶当助手，修筑捍海堰，即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天圣四年(1026)至天圣九年(1031)，召试学院，后任大理寺丞，知当涂(今安徽当涂县)、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明道元年(1032)调京任殿中丞。景佑元年(1034)正月任左正言，八月迁左司谏，因直言谏君，被降为尚书员外郎出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景佑二年(1035)，因“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宗谅降监池州酒”。宝元元年(1038)初，调江宁府(今南京市)通判，不久迁知湖州，创立湖州州学。康定元年(1040)，西夏元昊反，迁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知州。由于治边有方，战功卓著，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范仲淹荐以自代”，“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伊始，御史梁坚、郑戬即劾奏滕子京“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故“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庆历四年正月，又“降知虢州，职如故”。时中丞王拱辰又奏：言其“盗用公使钱，只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二月，“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庆历七年(1047)春，迁苏州知府“未逾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薨于郡之黄堂。”归葬于池州青阳县城南金龟(鸡)塬。

　　通过对滕子京坎坷一生的简述，我们对他应有了概略的了解。那他的人品和文品又如何?这里试举几个事例，以管窥豹。

　　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载：滕公在泰州修筑捍海堰时，一日，风暴潮涨，兵吏皆惊骇逃散，惟有他临危不惧，从容地阻止了欲奔离海岸的兵民，晓以利害，并率先赴险，捍卫了海堤。同在现场督工的范仲淹对他顿生敬意，遂成莫逆之交，直至终老。

双公祠铜雕,左为范仲淹,右为滕子京

　　《续资治通鋻》载：滕任殿中丞时，因宫中发生两次大火，他曾与秘书丞刘越多次上言献章太后，“请太后还政”宋仁宗，其曰：“国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景佑初，宋仁宗内宠颇盛，身体多疾。时任左司谏的滕子京又犯颜直谏：“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因此触怒仁宗，将他贬到信州。

　　1040年，滕子京在湖州知州任上，得知家居该州德清县乡间的同年进士沈叔宽病逝，因家贫停棺在家无力安葬，滕即亲往其家祭奠，并出资择善地将其安葬，且厚抚其子女，还请范仲淹写了《宁海军节度掌书记沈君墓志铭》。

　　庆历二年九月，西夏入侵，宋朝守将葛怀敏兵败定川，导致渭、延、镇戎三地失守，沿边各郡震惊。定川离滕镇守的泾州仅120里，滕却临危不乱，一面招募农民数千戎服守城，一面选派勇士深入敌后收集情报，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这时，范仲淹带领15000兵马来援，却又遇上10多天的阴雨，人情忧沮，士气涣散。滕便大摆酒宴犒劳士卒，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各从所欲，无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戍边期间，他还“厚抚羌族”，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御敌，深受边民爱戴。当他调离边陲时，“其战卒妻孥数百人，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保守派即以所谓“泾州枉费公使钱案”抵制新法执行。朝廷派员查勘，弄得“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欧阳修语)。滕子京也被“置狱泾州”，身处险境。面对强敌陈兵边关，守将人心涣散，滕“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其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令人敬佩。

　　基于上，才有苏子美《滕子京哀辞》的“贤去人何赖，才亡世不尊。”“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狄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的由衷称许;才有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的“君知命乐职，庶务毕葺，”“育人之孤，急人之难多矣。君为政尚宽易，孜孜风化”的中肯评价;才有《宋史》“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的高度赞颂。

　　第三，“他与范仲淹是什么关系?”“范仲淹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

　　滕子京与范仲淹是挚交，也是诤友。他俩从1015年同年及第相识相知，到1026年在泰州修筑捍海堰相知相敬，在朝堂他俩直言敢谏，抵御西夏一起出生入死，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帮助，诗歌互赠，书信往来，直至终老。范仲淹在《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写道：我俩一生“忠孝相勖(勉)，悔吝(不祥)相惩”，并承诺对其幼子“我今抚之，必教有称。”由于他俩交谊太深，因此保守派在庆历新政刚开始推行时，便掀起了一场针对范仲淹的“倒滕运动”。

　　范仲淹为什么要写《岳阳楼记》?《一》文第五自然段说：“滕由左司谏贬为岳州知府(请注意：这句话有两个历史常识性的错误，1、滕任左司谏时在1034年，距贬岳州相去10年;2、岳阳在明代洪武二年以前没有设过府，哪来的知府)。滕子京在岳州的种种恶行，很快被朝廷大臣们察觉和反对。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才想起让范仲淹以作文的形式为他树碑立传。”这段措词激烈的话，纯属无稽之谈。什么史料记述了滕在岳州的“恶行”被人“察觉和反对”?滕又有何“罪行”需要掩盖?纯粹是作者在无中生有。滕子京修楼求记的动机与目的，《求记书》表述得十分清楚，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关于范仲淹作记的主旨，历来有4种说法：“规劝”说、“策励宣言”说、“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详见《范仲淹为何写〈岳阳楼记〉?》)简言之，滕子京驰书求记，是在范仲淹任职邠州的庆历五年六月，此时庆历新政失败不久，范公因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边关戎务繁忙，肺疾缠身等原因，加之又未到岳阳现场考察，故而当时没有撰写《岳阳楼记》。庆历五年十一月，范公请调邓州，虽是择一善地治病，却也成了“迁客”，且在到邓州之后，还一度出现“附廓田园能置否?与君乘健早归休”;“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且安闲”(《依韵酬李光化》)的消沉心态。那么，他的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们，会不会出现尹洙《岳州学记》所说的“阴愤阳惨，事弛官废”的情况?这可是个事关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他毕竟是个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硕儒，在经过稍纵即逝的思想波动之后，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认真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正当此时，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竣工，必然再次催请他作记。洞庭湖、岳阳楼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名胜，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文人在此留下了无数名篇佳什，是一个全国知名的胜地。而滕子京又是他的挚友中累遭贬谪，仍“乐天知命、庶务毕葺”的典型。他对滕以前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近年为“泾州公案”三遭贬谪到岳州后，他为民办事的政绩又捷报频传。事实若果真如此，岂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典型吗?他到邓州原是赋闲养病，完全有时间前往岳州实地考察。待他核实事实后，便以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先忧后乐的精神策励同仁，反击那些以“朋党论”使“庆历新政”夭折而掌权的保守派。这就是范公写《记》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