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叔虞是晋国始祖 却为何失去了在晋祠的主神位？真相究竟是什么？

　　晋祠位于晋源镇西南10里，背靠悬瓮山，前临晋水，自唐代以来就是北方的著名风景区。关于晋祠的最早记录出现在郦道元《水经注·晋水》中：“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同一时期的《魏书·地形志》也提到“晋阳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可见，晋祠最早是祭祀晋的始封之主唐叔虞的祠堂。晋祠的主神在宋以前一直都是唐叔虞，直到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新晋祠碑铭并序》中，唐叔虞的位置也没有动摇。但几十年后，昭济圣母突然出现，将唐叔虞从主神位上挤了下去。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高汝行主持重修晋祠时，在圣母殿南侧又建了一个梳妆楼，楼中坐瓮女神就是后来的水母。

　　晋祠

　　关于唐叔虞，《史记·晋世家第九》中记载，邑姜梦到天对武王讲：“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后来邑姜生子，手中有文“虞”字，便取名为“虞”。武王崩，成王立，唐地反叛，被周公诛灭。成王年幼时曾与叔虞戏耍，削桐叶为珪，交给叔虞，说道：“以此封若”，史官听到后，请成王择日立叔虞。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就把叔虞封到了唐。因唐地有晋水，叔虞子燮改国号为晋。这就是著名的“剪桐封弟”的故事。

　　宋代之前，晋祠就是指唐叔虞祠，而且其位置就在今日之圣母殿。《水经注·晋水》载：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宋太平兴国九年赵昌言撰《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载：况复(唐叔虞祠)前临池沼，泉源鉴澈于百寻;后拥危峰，山岫屏开于万仞。整个晋祠内，唯有今日之圣母殿的位置能够符合这两个文献的描述。到了元代至元四年(1267年)弋彀撰《重修汾东王庙记》时，唐叔虞祠已经改在今日坐北朝南的方向上了。唐叔虞究竟为何失去了在晋祠的主神位?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唐叔虞其实是一个有“前科”的神。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任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时逢隋朝江山风雨飘摇，狼烟四起。是年，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隋，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商议将集兵平叛，此时李渊已早有夺取天下之心，于是命李世民与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去招兵买马，不到半个月，李世民便募集了一万兵马，李渊又遣密使召建成和元吉二子来到太原。王威和高君雅见形势不对，唯恐李渊造反，便想借请李渊赴晋祠祈雨的机会拿下他。晋阳乡长刘世龙得知此事，密告李渊。五月，李渊将此二人斩首之后，在唐叔虞祠下誓师，第二年夺取了长安。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重回晋阳，次年诣晋祠，写下不朽名篇《晋祠之铭并序》，这通碑如今还保存在晋祠博物馆的唐碑亭内。唐叔虞固然没有辜负李渊的期望一路保佑他顺利地夺取了天下，但自己也背上了一个保佑造反的恶名。但如果认为赵宋朝廷是因此将唐叔虞请走的，那何以在重修晋祠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甚至在太平兴国碑中，仍旧不遗余力地称颂唐叔虞“泽及民生”之德呢?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赵光义经过充分筹备，第三次下河东。四月二十日，赵光义亲抵晋阳城下，驻马“汾东行营”(今太原市晋源区庞家寨东北，也就是后来的平晋县所在)，亲自督军日夜不息攻打晋阳。五月，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降宋，城内粮草断绝，人心涣散。五月初五日，刘继元终于纳表投降。但晋阳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刘继元投降之后，晋阳百姓还在继续抵抗，尤其是民间的习武组织“弓箭社”更是给宋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老百姓甚至拿砖头瓦块攻击宋军。

　　赵氏兄弟费尽心机和气力打下晋阳，本就怒火难平，百姓的抵抗更是火上浇油。赵光义大骂晋阳人是“盛则后服，衰则先叛”的顽民，竟然下令将晋阳所有百姓驱逐出城，在五月十八这一天，一把大火将千年古城化为灰烬。老幼不及出城焚死者甚众。第二年，赵光义再次引汾、晋二水灌晋阳废墟，终于连废墟的痕迹也没有留下。宋朝将太原府治移到北面20公里的唐明村，也便是现在的太原市，同时在“汾东行营”边上筑起一个周边不过四里的小城平晋县，禁止当地百姓返回晋阳故城居住，并将赵光义指挥作战时驻扎过的行营改建为统平寺，后来真宗赵恒将其改名为崇圣寺，立“崇圣寺碑铭并序”碑于寺中，夸耀其平定北汉之功。

　　赵光义攻下晋阳之后，还仿照李世民的《晋祠之铭并序》在晋祠立了一通“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碑，俗称“太平兴国碑”。传说这块碑的碑文被当地人逐字逐句地凿掉了，现在晋祠胜瀛楼下立着一通光秃秃的“无字碑”，据说就是当初的“太平兴国碑”。太原县从明至清共五个版本的县志，只有嘉靖《太原县志》录了这通碑文，其他县志对此只字不提。而唐叔虞也正是在北汉被征服之后的最初这段时间被请出了正殿。

　　2016年的元旦，转瞬即逝。据考证，古代的新年第一天，多被称为元日，又称元旦、元朔、元春、元正、元辰等，那么“元旦”一词是何时被固定使用的呢?昨天，南京城市史研究者、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会员胡卓然告诉记者，他近日通过搜集史料，整理出了“元旦”一词“诞生”的前后经过。原来，元旦是源自一个“改元”的构想。“而最初这个构想就是由孙中山提出的。”他告诉记者，第一个元旦的前夜，改元的决议就已经传达至南方各省。民国著名记者邵飘萍还以“元旦”为题，激情澎湃地发表评论，赞美了在南京通过的改元决议。

　　1911年12月31日“诞生”于南京

　　元旦作为称呼之一，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在多种称呼并列的漫长历史时期里，元旦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到了清朝的时候，以‘元旦’作为新年第一天的记录才渐渐多了起来，并且成为了正式的用法。”胡卓然以《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为例，介绍道：“这里面有一份上谕：‘元旦朝贺，凡三品以上之大臣年逾七十者，不必随班行礼，俟百官朝贺后，朕回乾清宫，伊等至乾清门请旨。钦此。’”

　　而把公历的1月1日命名为“元旦”，研究界往往误认为源自1912年1月2日《临时大总统改元通电》中的“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该通电又有“订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的内容，更让人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元旦”一词的出现迟于1912年的1月1日，是后来补充追认的。

　　“实际上，通过历史档案的记录可知，公历元旦在此前的1911年12月31日已经‘诞生’于南京。于是，1912年1月1日作为第一个公历元旦，也是实至名归的。”胡卓然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府派出的代表，于11月中下旬在上海组织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简称“各省代表会”)。12月12日起，代表们来到南京，在江苏省谘议局(旧址大楼在今湖南路省军区大院内)继续召开会议，开始为组织南京临时政府而努力。

　　奉天省谘议局派出的代表吴景濂，在其记录的《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纪事》里留下了当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公历1911年12月31日)的一段会议记录：“经议决：自阴历十一月十三日起，即阳历元旦，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称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见该书1913年3月铅印本，第24页)上海《民立报》当时驻南京的通信员刘星楠，在其后来的记述《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里也记录了这一天会议的上述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