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头颅失踪62年之谜：赵尚志的头颅去哪了真相还有哪些？

　　赵尚志与杨靖宇齐名，1942年2月他身负重伤被捕后牺牲。日军残忍地锯掉他的头颅，将尸身抛进了松花江。不久，赵尚志的遗首不知去向，成了60余载的失踪之谜。

　　将军头颅险些被焚烧灭迹

　　日军残忍锯下赵尚志的头颅后，在伪满洲国内部四处巡展。日本关东军还准备将其密封保存，伺机送往日本，以炫耀战果。而由于赵尚志的头颅在没进行药物浸泡之前就发生变化，保存已不可能，日军决定将其焚烧灭迹。

　　这时，一位僧人及时赶到。他是长春护国般若寺创建人倓虚法师，当年在伪满新京(即长春)德高望重。日军侵华期间，护国寺曾被伪满洲国定为“国寺”。大战前，日军来此寺祈祷;战后，日军在护国寺为阵亡者超度亡灵。倓虚找到日军司令部，建议将赵尚志的头颅埋在护国寺。据推测，日本人以为将赵尚志头颅放庙里，能将赵尚志的魂灵镇住，就应允了倓虚的请求。

　　日本战犯交待将军头颅下落

　　赵尚志头颅的下落，是由参与谋杀赵尚志的日本战犯东城政雄与田井久二郎交待的。日本战败后，东城政雄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年6月，他交待了杀害赵尚志的细节，但当时的记录人员没当回事。田井久二郎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也曾交待杀害赵尚志的历史事实。

赵尚志

　　1987年，日本女学者川崎枝子听说赵尚志的头颅找不到了，便回国查资料。当时，田井久二郎已死，东城政雄还活着。东城对川崎说，赵尚志的头颅埋在长春护国寺。时隔33年后，东城第二次言及此事，才引起关注。

　　62年后将军头颅重见天日

　　2004年6月1日，沈阳军区政治部军旅作家姜宝才因参与拍摄反映东北抗联的电视纪录片，走进了长春护国寺。僧人告诉姜宝才，5月31日寺院修缮围墙时，挖出一个无名头骨(周围无其他身骨)，转埋到市远郊净月潭公园的山坡上了。姜宝才有一种强烈预感：这可能就是赵尚志将军失踪62年的头颅!

　　这年6月2日，姜宝才和赵尚志的外甥李龙、李明等人来到净月潭公园，找到了头颅。12月，公安部专家认定此颅骨与赵尚志体貌特征的有关文献记载相符，与其亲属和战友的回忆一致，因而出具确属赵尚志将军颅骨的证明。至此，一个历史谜团终被解开。

罗兰·肯·塔沃里，91岁高龄，现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1942年，19岁的塔沃里在菲律宾战场被俘，后被关押在沈阳盟军战俘营里，战俘编号是858，在日本人开设的工厂“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役，直到1945年8月16日获得解放。返回美国后，曾做新闻记者，并于1955年获普利策新闻奖。他还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初到沈阳的第一个冬天，大批战俘死亡，尸体只能堆放在库房里

　　初到沈阳战俘营时，因为营养严重匮乏，我染上脚气病。双脚和双腿就像是火在烧，又仿佛是钢针扎在发炎的部位，只好把雪敷在腿上来减轻疼痛。发炎的双腿肿胀得十分厉害，肿胀从脚上开始，沿着双腿向上发展，等到肿胀的部位发展到身上，人就死了。

　　我的病情越来越糟糕，不仅高烧持续几个月不退，还不停地咳嗽，已经虚弱到无法站立的程度。我被人用担架抬进了战俘营医院的病房。渐渐地，我和我左手边铺位的战友成了老病号，可是我右手边的铺位在我住院的6周里前后换了五六个人，来一个，没几天死了，又来一个，又死了……

　　战俘营里根本没有医药，我们所能够做的事就是等着……时至今日，我脑海里始终萦绕着那十分痛楚的一幕：我最要好的朋友拖着肿胀的双腿蹒跚着，嘴里不停地鼓励着自己“我能挺过去”，但他还是死了。

　　1943年3月寒冷的初春，我们一天就掩埋了176名尸体已经冻硬了的战友，让他们安息在满族人的古老家园，这些战友们大都是在我们到达后90天的时间内死去的……到冬天结束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05人，占所有在押美军士兵战俘人数的17%以上。

　　每个人都希望多分一点食物，成为一种本能反应

　　在饥寒交迫、生死未卜的战俘营里，多得到一点吃的东西就意味着多一线生存的机会。每天，战俘用木桶把饭食从厨房领回到营房，然后再分发给大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多得到一些食物，这已经根本无关私欲，而是饥寒交迫的战俘在生死抉择间的本能反应。

　　大家会推选出一个人负责分发食物，其他战俘排队依次领取食物，我就是分发者之一。干这份活的人经常会因为各种纷争干不了多久，可是我却一干就干到战争结束。我的“秘诀”很简单，那就是分发食物时，首先把自己的饭盒里盛上一份食物放在木桶旁，然后照此分给其他人。如果有谁质疑得到的食物少，他可以选择把我留给自己的换走，再把少的那份留下来。就这样，我的那份食物从来没有人拿走过。

　　给整日饥肠辘辘的人分发食物不仅让我赢得了战友的信任和尊重，更让我懂得了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怎样的一种境界。我已经为自己在得克萨斯州公墓买好了墓地，墓碑上就写：“分发食物的人”。

　　在战俘营的经历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痛，朋友在苦难中给予我莫大帮助和关怀

　　我很幸运没有被疾病折磨致死。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工厂劳动。一开始干的活是在建厂房的工地上往脚手架上搬运砖头。厂房越建越高，脚手架也随之升高，站在上面已经能看到外面。每次走上去我都会刻意多停留一会儿，看看外面的过往行人。我心里清楚，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外面的人和我没什么两样，都是没有自由的人。

　　在工厂里我结识了朋友葛庆余。葛庆余在工厂的工作是保安。每天早晨，日本人对战俘进行完搜身检查后，葛庆余便把战俘从战俘营领到工厂。我时常会用刚刚学会的汉语和葛庆余打招呼，或简单地说说话。后来，葛庆余还找来一本英汉字典充当起两人交流的“翻译”。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结束建厂房工地的活计后，我所在班组的工作是拆解模具车床零件，待日本人拿去复制完图纸后，再把机床重新组装起来，然后把机床运到别的地方使用。我会趁机偷出拆下的轴承交给葛庆余，葛庆余再把轴承偷偷拿到外面去卖，然后买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缺少了轴承，日本人的机器肯定不好用，但是他们并没发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二人的秘密“交易”险象环生。厂区里有一个小棚子是葛庆余的工作室，平时严禁战俘进入。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去给葛庆余送轴承或者是去取葛庆余带来的食物，我进到这个小屋子里。突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葛庆余灵机一动，马上拿起旁边放着的一把铁锹，装作给我示范如何使用铁锹，接下来该去干什么活，并转身告诉日本兵他正在给战俘分配任务，才把这个日本兵糊弄走了。

　　我知道，葛庆余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除此以外，葛庆余还是我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包括外面的战事及时局进展等，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和其他战俘顽强地活下去的勇气。

　　战俘营获得解放后，我高兴地来到葛庆余的家里做客，见到了葛庆余的妻子和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我和葛庆余全家游览了沈阳城，并彼此交换了纪念留言。我在留言中说，葛庆余是美国战俘的好朋友和恩人。

　　1945年9月，拖着在战俘营染上肺结核的病体，我回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效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隔离和补充营养。回国后的10年间，我断断续续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生活了5年。

　　后来，我的事业很成功，曾做过新闻记者，因撰写《退伍军人土地补偿法案》实施情况的系列揭弊报道获1955年普利策新闻奖；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与葛庆余的离别竟成了永别。

　　自离开沈阳，我就再也没有能同葛庆余取得联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建交后，我萌生了前往沈阳寻找当年这位恩人的念头，于是写信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什寻求帮助，但寻找朋友的愿望依然没能实现。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我寻找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委托研究盟军战俘营史实的杨竞帮助查找。几经寻访，葛庆余的下落终于查明了，但他们夫妇已经在多年前故去了，当年那个未满周岁的孩子也夭折了。得知这些消息后，我内心万分悲痛。

　　为了缅怀朋友，我特意洗印了葛庆余当年的照片送给他的其余子女，看到葛庆余的照片终于回到了他的后人手中，我的内心终于有了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