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吃人历史：又到底有没有食人族？是真的吗？

　说到食人族，无疑是一个极其恐怖的话题。那种将人肢解、烹煮，之后分而食之的令人惊悚的行径，听起来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么，历史中到底有没有这种食人部族呢？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有关吃人的几个记载。《墨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意思是说，这个楚南之国有个特殊的习俗，谁家生了第一个孩子，必是先杀掉分吃。而且“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如果人肉鲜美，还要献给君王。君王吃的高兴了，就会大加赏赐。

　　《南史》中提到一个叫做毗骞的小国家，“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将犯人处死，要当面吃掉他的肉。这还不算，还要拿他的脑袋当酒壶用，“又取其骷髅破之以饮酒”。《北史》中的流求国，也有类似的吃人记载，说“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战场杀敌还要把敌人吃掉，这也可能是杀急了眼。但“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乡里死了人，乡亲们也是分而食之，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习俗了。

　　可见，这种食人的习俗，确实在历史中存在过。不过要说最有资格背上食人族恶名的，当是十六国时期的羯胡人无疑。关于他们的行径，在《晋阳秋》一书中记述颇多，说羯胡人行军打仗从不带粮草，他们把汉人女子当作“双脚羊”来饲养，随时奸淫，随时宰杀烹食以作军粮。然而，这些记载是否真实，是否有夸张的成分，是否由于当时人们对羯胡愤恨而有所渲染，我们现在无从考证。

　　羯人吃人，在正史中也有相关记载。比如后赵皇帝石虎的儿子石邃，对“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把女尼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之后还“赐左右，欲以识其味”(《晋书》)，让属下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将吃人肉的恐怖，演绎成一档品尝美味佳娱乐节目。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特例，像石虎父子那样凶残而又人性泯灭的，毕竟不是很多。石邃的吃人肉，可以说是一种变态之举，有强烈的精神分裂症也未可知。他的父亲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有名的暴君，嗜杀成瘾，也没听说有吃人的习惯。所以，石邃的吃人行为，并不能证明羯胡族所有人都有着吃人的嗜好。

　　在战场上吃人的，氐族也出现过。前秦王苻登让将士们“啖死人肉”(《晋书》)，以人肉作军粮。这支吃人肉的虎狼之师，也是因为当时“岁旱众饥”(《晋书》)，被逼的没法子了。之前的前秦军队，也并没有吃人肉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十六国时期，刻意的吃人，或是将吃人当做一种习俗的，并没有专门的正史记载，也就不存在什么食人族了。

　　专门吃人的食人族虽然没有，但是人吃人的现象，在那时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比如：

　　八王之乱时，河间王司马颙败退长安，急右将军招张方，张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通鉴》)；

　　汉赵政权统治时期，“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饥甚，人相食啖”(《晋书》)；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后燕和前秦连年征战，“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通鉴》)；

　　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凉州大饥，米斗直钱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通鉴》)；

　　后凉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公元403年，“姑臧大饥，米斗直钱五千，人相食，饥死者十余万口”(《通鉴》)；

　　公元409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杀死，拓跋嗣平定内祸，“其先犯乘舆者，群臣脔食之”(《通鉴》)。对那些参与叛乱的人，全部杀了吃肉；

　　公元431年，大夏国北平公赫连韦攻打后秦的南安城，南安“城中大饥，人相食”(《魏书》)。

　　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个时期之所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其最根本的原因，在路卫兵看来，还是因为饥荒所致。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当时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极其匮乏，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人吃人也实属无奈。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误传夸大的成分。比如，公元374年，前秦王苻坚执政时，有人想劝苻坚除掉慕容氏，便跑进明光殿大声嚷嚷，说“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资治通鉴》)，鱼羊即为鲜，是说投降前秦的前燕鲜卑人要谋反。但这话传的久了，以讹传讹，难免会演化成鲜卑人有吃人的习俗了。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的专家介绍说，南昌起义的时间最终定格在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是经过三易其时的。

　　起义时间最早定在7月28日

　　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两大集团却相继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再次北伐。7月下旬，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时，却发现张发奎与汪精卫勾结得很紧，并开始在第二方面军迫害共产党人。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介绍，7月20日，李立三在九江碰头会上建议在南昌实行武装暴动，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同。

　　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在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和组织这次起义。

　　当晚，周恩来乘船前往九江，并于25日凌晨在九江会议上宣布南昌起义时间为7月28日。

　　第一次易时：准备不足，起义时间推迟2天

　　当时在九江一带，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主要有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贺龙的第20军、蔡廷锴的第11军第10师、朱德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共计2万余兵力。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说，这时，汪精卫又加紧了在军队的“清共”活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及时觉察了汪精卫等人的阴谋，紧急和叶挺、贺龙等人磋商，议定贺龙、叶挺迅速率部开赴南昌。

　　7月25日至26日，贺龙、叶挺从九江先后乘火车到达南昌，指挥部分别设在宏道中学和心远中学。

　　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1师司令部的名义，将江西大旅社包租下来。27日，周恩来在这里召开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考虑到部队行军匆忙，刚赶到南昌，如果马上起义，很多准备工作还来不及展开，会议决定将起义改在7月30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