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个意识到，应该教中国人如何正确开会真相究竟是什么？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辞世95周年。

很多人知道孙先生有一个孙大炮的绰号，意在讽刺他太多空想；却未必知道，孙先生也是一个实行家，他是致力于教中国人如何正确开会的第一人。

一、孙大炮考

孙中山大炮绰号的来源，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出自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一书。该书称，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

唐德刚的说法是错的，孙大炮之名并非始于袁世凯。所谓大炮，源于粤语的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即形容某人好说空话，实际并不能成事。

最早指孙中山为大炮者，是一些海外华侨。清末最后十年，海外华侨中的上层人士多支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1910年，孙在芝加哥拜访华侨宣传革命，一位开洗衣店的华侨即对他说：

孙只好无奈离开。这位华侨说孙在车大炮，显然是认定了孙的革命主张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清廷就土崩瓦解了。

嘲笑孙为车大炮者，有不认同其主张的华侨，有仇视他的政敌，也有革命党阵营中的部分同仁。孙在民国初年撰写了以《建国方略》为代表的诸多计划书，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结果就招来了政敌的讽刺，也引起了部分同仁的反对，客气的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②孙后来提倡知难行易，强调找出正确的方向、知道该往哪里走才是最难，多少包含着对这种嘲笑的回应。

这种来自同仁的嘲笑，主要集中于孙的铁路建设计划。时人回忆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成员复杂，中山先生提出建设铁路计划等等，内部就有人诋毁中山先生为孙大炮，总理主张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理想太高，不能实现，加他以孙大炮的诨号来讥笑他。③

图：美国移民局档案，1904年的孙中山

在1912-1913年间，孙多次说过自己的目标是在十年之内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在1919年写就的《建国方略》中，则设想在十年之内建成十万英里之铁路。

无论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公里），孙设想的铁路建设里程，确实相当大胆。即便是在今天，也仍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批评道：（1）孙提出十万英里这一数字太浮夸了，须知中国的铁路通车总里程，在1950年还只有2.2万公里，到2015年初才突破11.2万公里；（2）孙在《建国方略》中绘制的铁路规划图，与其说是铁路规划，还不如说是各大中城市之间的连线游戏相信施工人员看到那么多笔直线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这种批评当然有它的道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孙当年拟定的铁路建设计划，并非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参考了美国的铁路发展史美国在1880-1890这10年时间里，建造的铁路里程，确实超过了二十万里。按孙的设想，他希望通过出让一定年限的铁路经营权，将美国资本、法国资本与日本资本引进来，并利用他们的技术，来帮助中国修筑铁路。如此，参照美国在十年内修出超出二十万里铁路的成绩，他将自己的铁路建设目标也定在了十年二十万里与十年十万英里。

这些关于铁路的资料与见识并不全面，但相对而言，却已比大多数嘲笑孙为大炮者要专业得多了。

图：美国铁路里程变化图，转引自欧国立《轨道交通经济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第61页

澳大利亚记者端纳，曾陪伴孙中山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亲眼见证了孙坐在列车中绘制铁道线路规划图的情景：

端纳认为，孙在画线时，没有考虑到悬崖、峡谷、山岭、冰川、森林、沙漠、河流、湖泊带来的干扰。他曾对孙开玩笑说，那条绕过西藏的铁路永远也没法建成当然，你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建。你的线路要经过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端纳的玩笑，孙中山自然知道。但他绘制的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旨在依据核心城市的位置设计出铁路干线与支线的大概情状，而不是绘制精准的线路施工图。责备孙的示意图用了太多直线，说它会将施工人员逼到上吊跳河，未免有些无理取闹。

图：孙中山绘制的铁道线路规划图

当然，使用孙大炮这一绰号最多者，仍是孙的政敌。1913年，孙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高声议论共和是北洋之功，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乃至说孙是大骗子。孙没有理会这种挑衅，从容如常至宴会结束。④另据袁同畴回忆，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恶化后，也总是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袁虽不是国民党人，但听在耳中仍觉刺耳，毕竟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⑤

孙大炮这个绰号，让许多人先入为主对孙产生了恶感。谭延闿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是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直呼其为孙大炮。到了晚年，谭有机会与孙亲密接触，观感才渐渐发生变化。据谭自己说：

也有不少人为孙中山鸣不平。比如张友渔在1926年写文章说，今天的中国，愿意放大炮的人实在太少，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到处都是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必须得用大炮才能将之轰掉，所以正需要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⑦

孙中山自己，也常使用孙大炮这个绰号。据林丛郁回忆，孙喜欢在演讲中用孙大炮这个梗开篇，比如说什么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1923年，孙在全国学生评议会上演讲，就开玩笑般提到广东人说我是大炮，孙大炮，然后一本正经拿日本的例子鼓励学生，开起炮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找对方向，十年以内，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最强的国家。⑧

关于孙大炮，民国国会议员丁超五有一段回忆，也很有意思。时为1918年，徐世昌当选北洋政府大总统，徐此前对张勋复辟之事态度暧昧，孙不能认同，对丁超五说应该反对徐世昌。丁回应说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否则容易遭到针对。孙不以为然，反问道：

丁超五后来感慨，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⑨

图：1911年底，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讨论组建临时政府等事宜

二、实行家的遗憾

同时代之人当中，最理解孙中山者，或许当属胡适。1919年，针对孙大炮之类的责备，胡适写了一篇长文，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孙中山：

如胡适所言，孙确有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实现独立、民权落到实处、民生实现富足。也如胡适所言，孙是一个真正的实行家，很明白越宏大的理想越需要从细节处筑基1917年孙出版《会议通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会议通则》是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书。

孙想教国人怎样开会，至晚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据蒋梦麟回忆，武昌起义前，孙拿了一本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交给他和刘成禺，要他们译成中文，且强调这个东西很重要，是西方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蒋、刘二人口头答应，但没当回事。⑪

罗伯特议事规则出版于1876年，以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为蓝本；经不断修订，时至今日，仍是美国使用极为广泛的民主议事模式。为将这种议事模式传播给国人，孙还曾拜托过廖仲恺来翻译。但廖的回应与蒋、刘二人差不多：

1916年，孙终于决心抽出时间，亲自动手编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通俗教材。考虑到国人文化程度较低，孙选用了一位美国妇女运动先驱Harriette Lucy Shattuck的同类作品作为译写的底稿（该作品旨在写给美国一般女性阅读，较为通俗），还参考了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内的其他几种资料。

1917年春，该书出版，定名为《会议通则》。为扩大传播，孙又在报上公开声明，放弃版权⑬。稍后，又将书名更改为《民权初步》，以求引起关注。在孙看来，要将民权从口号落到实处，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怎样开会。

孙的这种认知，相当超前。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启蒙民众，跟他们讲各种与民权相关的大道理。惟有孙，用了5万余字，来教民众如何开会包括如何召集会议、如何提出议案、如何议事、如何表决等等。孙解释说，自己写的是一本兵家之操典， 不是用来诵读，而是用来练习的。

该书可操作性极强。158个小节，解决的全是会议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真问题。譬如，书中规定，提交讨论的议案，必须统一从正面主张，不可从反面主张，应该说我主张做事是有利的，而非我主张做事是不利的，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再如，常有开会时议员够法定数量，但中途有人离场又导致议员不足法定数量的情况，这时候，会议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书中给出了具体的可执行的规则：会长没有主动中止会议的必要，除非有议员提出缺额问题，才须停止讨论，清点人数，若不足法定数额，则宣布散会。⑭

晚清的资政院、民初的国会，在开会议事时常常乱作一团乃至打成一片，议员们没有经过民主议事训练、不懂如何开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孙写出五万字的《民权初步》，也正是基于之前的这些教训。⑮

图：晚年孙中山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学生会里，实战演练过罗伯特议事规则。他在看了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后曾说：

胡适认为，《民权初步》是孙中山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著作。

遗憾的是，《民权初步》并未发生孙中山所期望的效果。孙生前这本书没有获得时人的关注，孙去世后情况更为惨淡。国民政府虽以孙的继承者自居，但其会议从未以《民权初步》为指导，长期乱作一团。以致于熊式辉曾在1940年代无奈感叹：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中，第一个意识到有必要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致力于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

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是孙大炮呢？

注释

①梅斌林：《关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活动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②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③朱蕴山：《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追忆宋玉琳与韩蓍伯》，《朱蕴山诗文集》，团结出版社2008年， 第113页；《总理遗嘱的意义》，朱燕平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文献类编192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

④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刘萍、李学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

⑤张朋园等记录《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

⑥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第1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页。

⑦张友渔：《革命党与大炮》，《张友渔文选（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⑧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烔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页。

⑨丁超五：《护法时期追随中山先生琐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第74、75页。

⑩胡适，《〈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刊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⑪黄季陆，《蒋孟邻先生与国父的关系》，《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另可见：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

⑫《作事必须有恒心》，《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第159-160页。

⑬《孙先生牖民之作》，《民国日报》1917年3月5日。

⑭孙中山，《民权初步》。

⑮可参见：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

⑯《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54-55页。

⑰李启成，《议事之学与中国近代的民权演进》，《法学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