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和李世民，谁才是唐朝历史的开创者？——晋阳起兵的真相

大唐建国是在公元618年，这距离李氏父子从晋阳起兵仅仅一年时间，他们就扫平了隋朝乱世中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慢慢开启了一个顶峰的王朝。

隋失其鹿，天下竞逐。

当李渊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加入这场逐鹿游戏的时候，天下已经纷乱了好几年。

后发制人的唐军利用各方势力都不同程度消耗的时机，以今天的山西太原为根据地，亮出了兵锋。

可以说晋阳起兵是唐帝国建立的原点，如果没有它，唐朝无从谈起，中国历史也将走向不同的方向。

关于晋阳起兵，历史留下了太多疑问，这个影响无数人生命走向的重大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是李渊早已有不臣之心，伺机而动？还是李世民胸怀大志，谏言自己的父亲起兵反隋？

李世民力主起兵

关于晋阳起兵的首倡议者，所有的正史记载中都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李世民。

后晋刘昫修编的《后唐书》写到：

“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

北宋欧阳修等人修编的《新唐书》也断言：

“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也说：

“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所有的荣誉和功劳都贴向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明君。

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在晋阳起兵前夕，李世民为唐军的崛起日夜操劳，上下打点，做着各方面的准备。

随李渊来到太原后，李世民就仗义疏财，广结天下义士，迅速打出了自己和李家的名声。

《旧唐书.太宗本纪》称：

“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

《资治通鉴.隋纪七》也说：

“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起欢心。

”

李世民广泛交结豪侠，身边迅速聚集了一大批人才，既有谋士，也有武将。

在这些李世民的心腹中，对晋阳起兵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他们是是晋阳令刘文静和晋阳宫监裴寂。

刘文静因为与瓦岗寨首领李密有姻亲关系，被连坐下了大狱，正在生死未卜之际，李世民亲自来牢里看望他。

他深知李世民乃天纵英才，便趁着这次探望的机会对他发出了试探：“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华才者，不可平定四海！”

李世民一听便知晓了刘文静的意思，笑着答道：“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看望你，并不是只像小儿女那样注重个人感情，而是来和你图谋大事的，先生有何高见？”

刘文静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将胸中匡扶天下的战略方针向李世民和盘托出：“如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天下群盗多如牛毛。

值此之际，若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易如反掌。

今太原百姓为避战祸，皆入晋阳，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众多，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

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进而趁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完后朗朗大笑：“君正合我意。

”

这次监狱里面的会晤，可以看成是唐朝版的隆中对，刘文静给李世民规划了战略，也指出了首先应攻取的方向。

二人就这样一拍即合，撇开了唐军真正的主人——唐国公李渊，商定了夺取天下的步骤。

而此时李渊在干嘛呢？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

“渊不之知也。

”

正史中的李渊浑浑噩噩，在晋阳过着安逸的太平日子，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等着天上掉下来的皇位。

但是李世民深知，起兵绕不开自己的老子，而怎么让老爹一起造反，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世民决定请裴寂帮这个忙。

裴寂是晋阳宫监，负责掌管隋朝晋阳行宫，利用职务之便，裴寂天天去找李渊喝酒，喝完后顺便送上几个美女，连续几日，李渊都被伺候得云里雾里，哪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过了几天，裴寂找了个机会告诉李渊：“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败露被诛连，所以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下如何？”

李渊听了后面如土色，自己的儿子不仅准备造反，自己还睡了皇帝的女人，两项都是杀头的死罪。

这下没办法了，只有被李世民逼上了贼船。

就这样，依靠李世民的聪明果决，李家踏上了反隋起义的道路，最后成就了千秋伟业。

李渊伺机而动

在正史的记载中，李世民无疑是建立唐朝的首功之臣，李渊却被描述为一个庸庸碌碌，优柔寡断的猥琐之徒。

但历史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唐朝的开国皇帝难道在自己建国的过程中没起到一点作用？

我们知道，李世民虽然是明君，但他有一个很不好的名声——历史上第一个篡改史书的皇帝。

这些官修的正史，很有可能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李世民本人的干预而遭到了修改。

贞观年间纂修的《高祖实录》，就把李世民说成是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人，而李渊被污蔑为坐享其成。

后来的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因袭了《高祖实录》的说法，抬高了李世民而贬低了李渊。

现在的唐史研究大多认为，要想了解唐初的史实，《大唐创业起居注》是一本较为可信的材料，这本书的作者是太原人温大雅，曾担任隋朝东宫学士。

李渊到太原后慕其文名而“甚礼之”。

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

这样一位晋阳起兵亲历者的记述，其真实性肯定比后来的《唐书》和《资治通鉴》更为可靠，那么这位当事人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其实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就已经想起兵了，但由于时机不成熟而作罢，直到大业十二年，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他才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因兵败而被拘押，这让他下定了决心，但他还是没行动，不是因为他优柔寡断，而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都还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

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李渊起兵，而是反过来，李渊向李世民交代后续的计划：

“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

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婆身亡，为英雄所笑。

”

根据《起居注》的记载，李渊一直都在等待时机，只因李建成和李元吉还没来太原，所以他一直按兵不动。

后来杨广赦免了李渊，他马上行动了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力量。

但要想真正起事，李渊必须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拔掉杨广在他身边安插的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按照隋律，地方官吏发兵一千以上便罪同谋反。

李渊要想成事，就必须在王高二人的眼皮子地下拉起来自己的队伍，同时还不被他们怀疑。

在没有皇帝授予兵权的情况下自己征兵，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的外敌。

正在李渊焦急地等待机会的时候，上天帮了他一个大忙，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了郡城，自立为天子。

这下子，李渊有了一个完美的征兵理由。

但他这时反而不急不慌，因为他知道，王高二人比他更急，如果刘武周的军队攻占了汾阳，晋阳的所有军政官员都逃不掉杀头的大罪。

于是反倒是王威和高君雅连求带催地请李渊征兵，这下子时机总算是成熟了。

李渊终于迈出了建立唐朝的第一步，他在晋阳城内广发征兵令，旬日之间便募集了万人，这支军队很快就成了晋阳起兵的主力军，驻扎在兴国寺。

由此看来，晋阳起兵的整个过程，其实完全都操控在李渊自己手里。

我认为的真相

结合这两方面的史料和研究，一个真实的晋阳起兵慢慢浮出了水面。

在隋末乱世之际，李家父子其实早已有逐鹿中原的野心，而且他们的规划方案肯定是以李渊为核心的。

但由于各地的义军太多，亦或者是李氏兄弟未能聚齐，事情便耽搁了下来。

当李渊带着李世民进入晋阳后，他已经脱离了杨广的监视，可以放开手脚做一番谋划。

在整个过程中，李渊都是全局的掌控者，他头脑非常清醒，能明辨时局，分析出自己的优劣势，也能在不同的阶段抓住工作的重点。

一方面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做好起事的充分准备，另一方面很有计谋地和隋朝派来的使者周旋，这都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素质。

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绝不是他强行在正史中植入的那样完美和宏观。

既然把握全局的工作在李渊手里，李世民充其量只是一个辅助角色。

但是他确实很好完成了李渊交代的任务，结识了长孙顺德、刘文静、裴寂等人，他们都是后续起义的核心力量。

李世民对大唐建国真正的贡献其实不在晋阳起兵上，而在于他后来南征北战，为唐朝打赢了几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