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什么闭关锁国？怕汉人和洋人勾结，反抗满清统治

对自己缔造的这个“盛世”，乾隆本人可谓相当满意——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社会安定、君权稳固，皇帝本人也长寿健康，实在是挑不出一点毛病出来。

他自己也在诏书中反复夸耀：“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还将自己跟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太祖等人比较——综合来看他们似乎都不如自己文治武功如此完美。

不过，乾隆八十大寿的这一年，内阁学士尹壮图的一道奏折破坏了乾隆自我陶醉的好心情。

尹壮图在奏折中说，三年前他父亲去世，自己回云南老家守孝，一往一返穿越大半个中国，发现国家问题严重：“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自己在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江浙、广西、贵州等地时，问起大家对政府的看法，“商民大多数皆蹙额兴叹”,而且，各省皆有亏空。

请皇帝派遣大员去认真调查，严加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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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看了非常生气，在奏折上批示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他当天就下达长篇谕旨，公开尹壮图的奏章，然后说：朕当皇帝已经五十五年了，自谓勤政爱民、无愧于天下，天下万民断断不至于泯灭天良而心怀抱怨。

要是尹壮图所言属实，那我这五十多年的皇帝岂不是白干了——都被大小臣工所蒙蔽，对外间的实际情形，竟然全不察觉？

为此，他跟尹壮图打赌，派钦差大臣带着尹壮图一起到全国各地巡查，看看到底是哪些官员声名狼藉？哪些地方府库亏空？哪些人民怨声载道？

打赌的结果毫无悬念，当然是尹壮图输。

他跟着钦差大臣走了一圈，各地官员严防死守，啥也没查出来。

尹壮图因为“协诈欺公、妄生异议”被刑部判处死刑。

老皇帝开恩，只给了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

还是他自己知趣，主动要求辞职回家赡养老母，得到批准。

尹壮图的口是被堵住了，理学文人们也乐得将乾隆时代描写为国强民富的盛世，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盛世的受益者。

但其真实的情形，还是被一些人记录了下来。

这些人的记录，超过了“文字狱”所能打击的范围，因而得以流传。

尹壮图上书之后三年，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3年七月，英国贸易使团在马嘎尔尼勋爵的带领下到达中国天津大沽口。

他们以向皇帝贺寿为由，请求进京觐见，想说服皇帝增加对英国贸易的口岸数量。

因为目前对英国贸易的口岸只有广州一处，他们希望可以在浙江沿海的宁波，以及北方的天津等地增设口岸。

此外，如果可能，还希望得到一个沿海岛屿用来存放货物，并且派遣外交使臣常住北京，还有就是减少外贸管制，取消洋行中介，让英国和中国商人可以直接交易。

乾隆同意了他们朝觐的请求，因为如此遥远的国家来向天朝进贡，是伟大盛世的一个标志。

而且，他一直知道西洋的钟表机器非常精巧，但以前都是广州洋行转手购买而来，这次西洋的国王亲自挑选进贡的物品，应该会比洋行买的更好一些，这是他尤其期盼的。

但觐见的结果双方都不太满意。

英国使团送来的钟表等工艺品并不比广州洋行的更精巧。

英国人还送来了火枪、大炮、天文仪器、战列舰模型等，用来展示他们高超的科技成就。

但乾隆皇帝拥有几十种非常精巧的火枪，并且可以非常熟练的用于狩猎，英国当时的火器并没有达到可以让他惊叹的程度。

至于天文仪器和战列舰模型，由于翻译上的困难，英国人最终并没有让乾隆搞清楚它们到底厉害在哪里。

马嘎尔尼提出的请求被全部拒绝。

这倒跟乾隆对“贡品”是否满意关系不大。

清政府对欧洲国家的贸易政策，并不是皇帝心情好坏的产物，而是基于整个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的考虑。

清政府并不反对对外贸易，乾隆皇帝个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关税跟户部的分成。

所谓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说法也并不准确，康熙就认真学习过西方的数学和近代科学知识，乾隆也特别喜欢广州进口的西洋钟表等工艺品。

清朝统治者真正担心的问题是：西洋人不如朝鲜、日本等传统属国那么可靠，汉人可能会和西洋人勾结起来反抗满洲的统治。

所以，清朝对外贸易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简单的闭关锁国，而是：货物可以随便买卖，人不能随便进出。

为此，他们才限定英国人只能在广州通商，而且不许直接跟中国普通商人做买卖，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洋行”进行代理交易。

英国的商品能卖给洋行，洋行再转卖给中国商人；英国商人要买东西也只能给洋行下订单，由洋行去采购来卖给他们。

这种限制和担心的根源，在于满洲人自己在海洋军事和贸易方面的无能为力。

满洲和蒙古人受生活习惯、科技文明程度——也可能包括生理特征——的影响，并不适应热带和海洋上的生活，所以，在中原驻防八旗的九大驻地中，最南边的广州和福州两地没有满蒙士兵，只有汉军。

清军长期以来也一直没有自己的海军。

明清交战的时候，明朝利用海军优势，从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运输战略物资，支撑起来了毛文龙在皮岛的抗清活动。

郑成功父子割据台湾抗清，清朝也只能采取“禁海迁界”的野蛮政策来隔断他们和大陆的经济联系，在军事上长期无能为力。

后来，郑成功手下的海军将领施琅叛变投清，才帮助清政府建立起来自己的海军，成功收复台湾。

尽管如此为清政府卖命，这支汉人统帅的军队也并不能让清政府放心。

由于满洲将领不具备指挥海军的能力，满蒙士兵也很难参与海上作战，清政府在收复台湾以后，也就基本停止了海军发展，以防止汉人独立掌握一支有实力的军队。

清朝中前期的水上军事力量，主要以内河和沿海巡防的传统水师为主，实力很弱。

收复台湾之后一段时间，海禁政策被放宽了。

施琅1683年收复的台湾，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就决定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城市为对外通商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互市贸易，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

此后三十多年，东南沿海贸易一直比较自由，经济恢复的也很快。

但是，到了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清政府的海洋贸易政策再次收紧。

这年的12月25日，康熙与大学士、九卿们突然聊起了海防的事。

康熙说，以前江苏巡抚张伯行奏报，内地之民出海带大米很多，朕怀疑这些大米都卖到了海外。

而海外有吕宋（今菲律宾）、噶罗吧（今印尼）两处地方，吕宋为西班牙所占，噶罗吧为荷兰所占，两处藏匿盗贼很多，内地之民载米而去，不仅把船卖了，有时人也留在那里，致使内地粮食、船只、人口流失严重。

第二天，即12月26日，听政结束后，康熙再次就海防发表了长篇大论，以此为标志，拉开了清朝新一轮闭关锁国的序幕。

康熙说，他以前下江南，访问苏州船厂得知，每年造船出洋者千余艘，而回来的不过十之五六（言外之意，船卖到海外了）。

吕宋、噶罗吧从明朝开始就有汉人聚集，已成为海贼。

张伯行所说出海贩米，虽未尽可信，但不可不防，因此，应禁止商船去南洋贸易。

说到这里，大概臣工们也有点糊涂了：所谓的卖船卖米，不过是捕风捉影的猜测而已，即便有这样的事情，只要出海时严格盘查即可，现在居然要为此禁止南洋贸易，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康熙也清楚大家的疑虑，于是做出了总结性发言：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

单从这句话看，康熙已经预料到西方国家将会是中国之患。

看起来他很有洞察力。

但说完这句话，他却突然跳过贸易话题，大谈满汉关系。

他说：

“汉人心不齐，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

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

”

——注意，这里的“心不齐”和“不能一心”不是指汉人内部不团结，而是指他们跟清政府不是一条心，也就是对满洲政权忠诚度比较低的意思。

结合上下文，康熙这番话的意思是：西洋国家是中国大患，可汉人与大清国心不齐，还跑到西洋国家控制的南洋卖米卖船，人还留在那里，如果与西洋勾结，那就麻烦了。

康熙由此说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顾虑：如果是满洲蒙古人去跟西洋人做生意，那我是可以放心的，但现实是跟西洋做生意的尽是汉人，那么就很危险了。

可见，康熙的“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并不是洞察到西方国家的崛起，不过是预想汉人将来可能会和西人勾结起来威胁清朝统治的意思。

为了防患于未然，那就要想办法禁绝汉人与西洋国家的勾结，限制双方基于贸易的沟通交流就是必然选择。

正如道光年间《重篹福建通志》所说的那样：“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

”

12月26日讲话结束后不久，康熙就下达了南洋禁海令。

禁海令的关键并不是禁止贸易，而是禁止沿海地区居民擅自出海，并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停留，也就是禁绝汉人和海外国家的直接交流。

一切贸易必须在政府的严厉监督下进行，确保贸易双方只有财货交流而没有思想、文化、科技、武器、感情等其它交流。

如同对内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样，清政府对外也同样坚决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在通商方面，俄罗斯人被指定在张家口进行贸易，朝鲜经沈阳入口，苏禄经厦门入口，缅甸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葡萄牙、英国经澳门、广州入口。

乾隆中期，大量英美商人开始尝试到浙江贸易，主要以宁波为口岸。

地方政府开始并不禁止，后来规模搞得比较大，引起了朝廷的警觉。

乾隆在二十一年下令说：“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厦门无异。

但于此复多设一市，恐积久居留内地者甚众。

滨海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

”最终停止了浙江福建等地的对英美贸易。

从乾隆的话来看，禁止开放更多口岸，关键还是担心西洋人“居留内地者甚众”，危害滨海国防安全。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满洲军事力量对海上商业活动无力控制，又不愿意交给汉人去控制的缘故。

这种政策可以与明朝末年对比，一方面明政府直接控制的海军本身就比清朝强大，另一方面朝廷对海上的民间军事武装也不是很担心，放任郑芝龙这种大型海商海盗军事集团壮大，最后招安了事。

究其缘由，关键还是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高，没有清朝这种满汉之分的心病。

这种情况下，沿海贸易高度开放，海防安全也一直没出过问题。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郑芝龙集团确实一直忠于明朝——虽然是独立性很强的军阀，但在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甚至开疆拓土方面则从不含糊。

满清统治者就没有这种自信——他们聪明的认识到自己不应该有这种自信——因此才以严防死守的思路来处理对外贸易问题。

总之，尽管清政府的贸易通商具体政策在不同时期偶有变化，但严防汉人与西洋人交往、对外国人采取分而治之的大宗旨没有发生过改变。

以乾隆的精明，当然也绝不会因为英国方面派了一个使团过来给他送礼贺寿就改变这个大战略。

礼物能否让他高兴最多只能影响他拒绝英方要求的措辞口吻。

由于对礼物不太满意，乾隆的谕旨写的相当不客气，一点面子不给。

这让后人误认为乾隆不过是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或者跟英国人生气才放弃了对世界开放的历史机遇。

这显然夸大了主观因素和偶然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乾隆对英国很重视，也知道英国在西洋各国中属于强国，甚至意识到拒绝对英国放宽贸易政策可能引发战争。

就在回信拒绝英国国王放开通商的请求之后，他又下了一道旨意，专门叮嘱沿海省份督抚加强军备，预防英国人的请求被拒绝以后闹事：

“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所欲，藉词生事。

不可不预为之防。

”

也就是说，乾隆回信拒绝放松英国贸易政策，绝对不是漫不经心或头脑发热。

他把这封回信当成一个严肃的政治决策来对待，前因后果都想的很清楚。

所谓“天朝物产、无所不有”只是一个乾隆给自己找的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核心的原因是还是为了防止桀骜不驯的英国人和汉人勾结，让已经被文字狱洗过脑的汉人再生出什么不端的想法，危害满洲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