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上海此次疫情规模比武汉大_专家:上海此次疫情规模比武汉大.cn

专家:上海此次疫情规模比武汉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防控难度大。

目前，上海已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请大家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如出现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症状，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以上级别口罩，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诊进行排查和诊疗，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一：专家:上海此次疫情规模比武汉大7

因为上海这次疫情传播速度很快，而且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增加了管控难度，所以专家会这么说。

上海疫情在爆发之后，传播的力度非常的强大，一开始都只是几个，可如今已经增加上千例。

这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恐慌，但是从感染者的症状可以发现，绝大部分人在感染之后都会出现无症状的现象，所以并没有严重的呼吸衰竭等情况，也意味着不会造成其他器官功能的损害，不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呼吸功能。

一、上海这次疫情传播范围比较广泛二：专家:上海此次疫情规模比武汉大丶

查房、会诊、专家研讨……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忙得像个陀螺。

一早，在华山医院感染科病房，这位“大白”正在一间间查房，和主治医生讨论感染过新冠病毒的重症患者的诊疗方案。

“老先生，醒一醒哦！”病床前，他俯下身，握住老人的手，扭头问护士，“意识清醒吗？”

这位病人80多岁，基础病严重，还得过脑出血，之前在华山医院北院治疗，核酸转阴后转院过来。

正戴着面罩做氧疗的老人，听到呼唤，睁了睁眼，还拱了拱手……

张文宏在询问患者病情。

紧接着，张文宏和100余位专家视频连线，会诊各定点医院的重症患者。

他在线听到了好消息，“有一例危重型患者，两次核酸阴性；还有3例基础病重症患者由原先的基础病重症转为轻症”……连线结束，他快速接受了大江东工作室的专访，后面，他还有一场专家讨论会要参加。

张文宏和专家连线会诊各定点医院的重症患者。

大江东：4月以来，上海实施了严格的全域静态措施，坚决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这段时间的成效如何？

张文宏：上海从4月初以来每日最高2.7万例感染，到目前逐渐降至每日2万例左右，病毒传播的基本再生数，也从R0=9.5左右，降低至现今的有效再生数Rt=1.0左右。

特别是疫情最为严重的浦东，则率先将有效再生数Rt降至1以下。

虽然疫情仍存在较高反弹风险，但好消息是管控区外的社会面病例数呈逐步下降趋势，部分行政区已实现社会面筛查全阴性。

后续的社会面清零工作仍然非常艰巨，需要予以充分重视。

特别是因为病例数量的增加，脆弱人群的救治挑战开始呈现。

大江东：在上海这一波疫情的前期，基本没有新冠死亡病例，但最近几天，重症和死亡病例明显增加，这是否是您所指的脆弱人群的救治挑战？能说说是哪些挑战吗？

张文宏：是的。

4月23日，上海新增本土死亡39例，平均年龄78.7岁，最大年龄是98岁，且都患有严重的多脏器慢性疾病。

我们在临床救治时面临的重症病例患者，几乎都合并有严重的多脏器基础疾病，且病情危重，包括晚期恶性肿瘤，严重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等），神经系统疾病（脑出血、脑梗等），肝硬化终末期，糖尿病、尿毒症等。

死亡的直接原因，大多是基础性疾病导致。

这些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同时感染了新冠，虽然新冠引发的肺炎不一定严重，但基础疾病的救治，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大江东：最近吉林和上海公布的新冠死亡病例大多系由基础病致死，这与两年前武汉公布的死亡病例通常伴有“严重呼吸困难”不同，这是否说明新冠死亡的标准有所调整？

张文宏：新冠流行之前，这些有着多脏器严重合并症需要长期治疗的病人，一般来说是在原来治疗机构或是护理机构治疗的。

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这些病人会集中收治在新冠定点医院。

他们患有较为严重的多脏器功能不全，当合并新冠感染时，部分患者即便新冠本身肺炎症状不重，我们计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时，仍将这部分因基础疾病死亡的病例计算在内。

大江东：从救治角度看，上海这波疫情，和之前的武汉情形有哪些异同？上海在救治重症方面有哪些办法？

张文宏：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株流行以来，我们发现与早期武汉疫情期间有重大差异，当时新冠肺炎病死率最高的时候达5%以上。

今天，即便把基础疾病死亡的病例计算在内，上海总病死率维持在0.0178%（87/48.8万），而其中新冠重症肺炎死亡占比很低。

目前对病死率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高龄患者与基础疾病患者的病故，这是上海当前救治面临的最大挑战。

奥密克戎新冠变异株流行期，新冠阳性的基础疾病或其他急性疾病患者救治，会造成医疗资源上的压力。

很显然，阳性病人必须到新冠定点医院进行收治，这对定点医院提出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治疗新冠症状，还要对各基础病专科给予同质化救治。

基于此，针对老年患者基础疾病多且重的特点，多学科重症患者的救治要求很高。

上海汇集了全市临床诊疗经验丰富的360余名重症医学专家，加上外省市支援的专家，共同组建了9支重症救治团队，进驻8家市级定点医院，对新冠重型、危重型和新冠阳性合并基础疾病重症患者，实行集中管理和综合治疗。

为了提升新冠定点医院的专科救治能力，市级定点医院母体医院还组建了医院多学科专科治疗组，成立了15个专科53位临床经验丰富的市级专家团队，利用紧急开发的会诊平台系统，对市级定点医院重症患者实施多学科联合查房会诊，一人一策开展治疗，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尽最大努力挽救重症患者的生命。

我们注意到，目前在区级定点医院更需要强有力的医疗支持。

救治资源需要逐渐向基层下沉，提高基层对新冠患者的救治力量，实现医疗资源全覆盖。

瑞金医院宁光院士率领团队与黄浦区的各层级医院对接，中山医院的重症医学团队深入社区一线救治，都是充分提升基层医疗救治能力，实施医疗资源全覆盖，提升对老年脆弱人群救治效果的全新探索。

总之，未来对抗奥密克戎流行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人民战争。

我们的目标始终是让老年人和脆弱人群摆脱疫情带来的重大风险。

大江东：着眼长远，您对新冠重症的救治有哪些建议？

张文宏：未来，我们要建立更为科学的救治体系，努力将奥密克戎的危害降到最低。

下一阶段，应对传播率极高的奥密克戎病毒，一方面要让新冠定点医院成为不仅仅是救治新冠肺炎的医院，更是救治新冠阳性但基础疾病更重的患者的综合性医院，大力推动各专科力量的投入，给核酸阳性脆弱人群提供与疫情前同质化的专科治疗。

另一方面，要大幅度提升前阶段因为担心疫苗副作用而没有接种的这部分人群的疫苗接种。

已经有很多证据证实，这部分人群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率不高，但是不接种带来的重症和死亡风险极高。

在上海，出现重症肺炎症状的新冠患者，绝大多数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或者基础疾病患者。

因此，应该进一步推动疫苗接种，对疫苗接种有困难的老年人与长期基础病患者，可以积极地送疫苗上门，一定要保护好这部分脆弱人群，免于新冠流行带来的风险。

只有把他们保护好了，我们才有勇气说：我们有条件摆脱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了。

（本文图片均为赵丹彤摄）三：专家:上海此次疫情规模比武汉大l

人类的进化发展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不断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一场瘟疫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而那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在遭遇这场浩劫后就形成了抗体。

当人类的体质在变化、人类的医疗技术在进步的同时病毒也在变异，因此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就成为了一场持续的博弈。

人类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流行疫情的大爆发：这些疫情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而且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公元前430年雅典城的瘟疫在造成全城25%的人口死亡的同时间接影响到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负走向。

公元164年罗马帝国爆发的瘟疫成为了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东汉末年的瘟疫成为了诱发黄巾起义的因素之一。

在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内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导致近3千万人失去生命。

明朝末年爆发的鼠疫客观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有限的人口流动在客观上遏制了疫情向其他地区的蔓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使传染病逐渐成为了困扰全球的难题。

1918年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这场战争导致1000多万人丧生、2000多万人受伤。

然而还没等人们来得及庆祝战争的结束就又迎来了另一场浩劫——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约10亿人感染的西班牙流感。

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流感病毒在短短2年时间里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失，进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走向。

20世纪初人类的发展是极不均等的：当时除了英、法、美、德等发达国家之外绝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连温饱都未解决的亚非拉地区。

当时亚非拉国家很多正处于动荡局势中，所以根本不具备推广全民检测的条件。

西班牙流感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造成的实际死亡可能远比当时的统计数据反映的要严重，而真实的死亡人数恐怕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

西班牙流感开启了肆虐全球的大规模传染病这种历史先例，在此之后这种肆虐全球的大规模传染病再度爆发的风险就成为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曾经历过无数次惨烈的疫情。

翻开中国的史册不难发现在每个王朝行将灭亡之时往往伴随有地震、水灾、旱灾、瘟疫等各种天灾。

1910年一场肆虐整个东北地区的鼠疫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直到1911年这场东北鼠疫才得到了有效遏制。

就在这场鼠疫被遏制住的第二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走向了灭亡，然而中国人与疾病的战斗并没随着帝制的终结画上句号。

在此之后民国政府和后来的新中国政府仍在继续进行着与疾病的战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对苏自卫反击、对越自卫反击等几场局部战争以及地震、台风、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伤亡逾百万人之外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怕就是流行瘟疫了。

事实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领导着人民群众在开展一场与疾病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先后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向5亿多人口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

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从《人民日报》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以后特意写下了七言律诗《送瘟神》以示庆祝。

1963年以后中国每隔6年仍要普种一次天花疫苗。

在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宣布已彻底消灭天花的一年多之后中国于1981年宣布停止种痘。

当我们致力于构建强大高效的公共卫生体系时疾病也从未停止过向我们的进攻：1957年2月一场流感疫情率先爆发于我国贵州省西部，在随后的三四个月内这场疫情就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又过了两个月后疫情蔓延到了东亚和东南亚，在8个月时间之内疫情已快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

这场继20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全球性大流感被称为甲2（H2N2）亚型流感。

成立不到8年的新中国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大规模的疫情。

那时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还远远达不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好在这场疫情虽蔓延迅速，但并没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这场疫情对我国抗击大流行的疫情打了一针提醒剂。

1961年第七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开始：当年6月疫情自发源地印尼传入中国广东，随后迅速传入南方的四省一市（广东、浙江、福建、江苏、上海）。

1964年在当时尚属河北省管辖的天津市发现了第一例霍乱病例。

随后疫情快速蔓延至河北1市12个区、3个专区、6个县、99个公社：在140多天时间里发病人数达到了900多人（死亡率超过1%）。

这波疫情虽没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但在当时还是造成了全国范围的较大影响。

后来经研究发现这次疫情是水污染传播——主要是患者粪便管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快速有效地切断了污染途径。

1967年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脑脊髓膜炎。

据当时的《安徽日报》记录：安徽全省有25万人先后染病（其中1万多人染病死亡）。

这场疫情并非局限于安徽，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大爆发：1967年辽宁省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江苏省南京市发病13837人、死亡303人；浙江省绍兴市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例；山东省青岛市的发病率为390.17/10万。

当时全国最严重的地区是广东。

1967年广东湛江发生流行性脑膜炎后因“大串连”而加剧：全市发病共1799例。

江门市疾控中心也有记载：1967年1～3月江门市区报告流脑病例近千例、病死45人。

疫情爆发的1967年正处于新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那段时期：当时各地党政机关和医疗部门面对疫情并没像今天这样迅速行动起来，直到疫情已比较严重之后才陆续开始采取消毒、隔离、限流、封村、封道等措施。

最终这次疫情造成300多万人感染、16多万人死亡的惨重后果。

这是新中国历次抗疫斗争中最惨重的代价，但也正是这次惨烈的代价为我们后来的抗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此后中国在与疾病的一次次战斗中逐渐建立起强大高效的公共卫生体系。

1988年1月17日上海一些医院的医生突然发现近期门诊肝炎病人数量剧增：从每天几十人增加到数百人，很快又增加到上千人。

询问患者后得知大多数患者有食用毛蚶及食用后腹泻的病史。

毛蚶在当时的上海几乎就是如今的网红食品。

当时的人为了追求鲜美并不会煮熟了吃，而是直接生吃毛蚶。

江苏当时启东盛产毛蚶且价格低廉，因此甲肝病毒也就随着这些毛蚶被带入了上海。

从1988年1月1日到5月13日短短4个月内上海市内一共发病超30万例。

日报告发病数超过1万例的长达16天。

要知道当时上海的人口总数不过1250万。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为满足收治病员需求由原来的肝炎290张床位硬生生增加了1228床位，先后收治了2084个患者。

全市10万多医务人员站在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还增设了11万多张床位用来收治病患。

截至1988年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

整场疫情中上海市直接死于暴发性肝炎的一共32例。

只有万分之一的病死率远低于国际的1%-1‰的病死率。

2002年12月5日或6日的样子在深圳打工的河源市人黄杏初因感觉身体不适就到离家不远的一家诊所看病。

当时只以为是普通的风寒感冒，然而在诊所看了两三天不见好，于是黄杏初转而去医院打针。

到了13日黄杏初的病情仍不见好，于是又回到河源市治疗了几天，然而病情似乎比在深圳时更严重了。

16日晚上10点多钟黄杏初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第二天病情加剧的黄杏初又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

在这里黄杏初被诊断出是患上了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病症——这种病症后来被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

2003年1月2日河源市将有关情况报告省卫生厅，不久后中山市同时出现了几起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病例，广东省随即派出专家调查小组到中山市调查。

2003年1月23日广东省政府向全省各卫生医疗单位下发了调查报告：要求有关单位引起重视，认真抓好该病的预防控制工作。

2003年春天这种最先发现于广东的呼吸道传染病在全国其他地区及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现。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宣布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

同时原定于5月1日开始的五一“黄金周”暂停施行一次，以确保疫情不会进一步扩散。

当时北京多所高校也宣布停课。

2003年4月22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开通了10条非典咨询热线。

2003年4月22日北京市决定启用小汤山医院作为防治非典的专门医院。

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以实行整体隔离。

4月23日财政部公布中央财政20亿非典防治基金的用途。

同一天北京市宣布全市的中小学从24日起停课两周，以确保疫情不会在校园扩散。

4月24日铁道部通知旅客开车前要求退票的可全额退款。

4月26日铁道部要求运输防治非典药物用品必须24小时内到达目的地。

2003年4月30日小汤山医院正式启用后北京市的非典病人全都进入此医院治疗。

5月4日铁道部要求铁路工程建设系统各单位对现场施工人员建立每日健康登记制度，严格控制人员流动。

在此之前的4月29日民航总局也已要求对学生于5月7日前购买的飞机票给予全额退票。

疫情爆发后党和政府针对疫情公开报道积极应对，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尽最大可能遏制疫情的蔓延扩散。

最早发现非典疫情的广东正是疫情的重灾区。

当时还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的钟南山立刻前去接诊。

2003年初非典疫情扩大后钟南山在大年初三受命担任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当时钟南山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要求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我这里是广东呼吸病专科研究所，不送这儿来送哪儿去？”截至2003年的4月19日呼研所累计收治了101名危重病人，其中需要插管治疗的就超过了一半。

非典期间钟南山不仅主动要求接诊重症病人，也敢于在所谓的“权威”面前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

2003年2月北京疾控中心一度认为非典的病因是衣原体，钟南山则坚持认为非典是病毒性疾病。

这一观点随后被广东省卫生厅采纳，成为抗击非典的重要分水岭。

2003年4月在一场关于非典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宣称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钟南山再次表达了不同意见。

当时钟南山反问道：“什么叫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源！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当时由于人们对这种病毒的了解还相当有限，所以对病毒恐慌情绪甚至比病毒本身蔓延得还快。

钟南山所提倡的这种公开透明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客观上利于化解人们对病毒的恐慌情绪。

2003年5月3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厅、省教育厅联合摄制的“钟南山谈非典防治”科教片向全国公开发行。

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之下首先是传染源得到了严格控制：当非典疫情于2002年底在广东爆发后仅钟南山管理的呼研所就收治了上百名危重病人，广东其他医疗机构也在第一时间尽快收治患者，患者的家人也因与其有过接触而被隔离。

2003年4月30日以后疫区所有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车、船、火车、飞机）的人都得先检查体温。

这样就在最大程度上得以控制疫情期间的人口流动，从而以快速高效的措施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

2003年5月17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解除隔离。

两天后北京非典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

2003年5月21日北京最后一名非典病例张某从北京地坛医院出院。

截至2003年5月23日北京市747名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

至此北京地区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已经结束，非典传播链已完全切断。

2003年5月2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

6月1日卫生部宣布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撤销。

6月10日北京连续三天保持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既往确诊病例转为疑似病例数均为零的“四零”纪录。

2003年6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河北、内蒙古、山西、天津的旅游警告。

2003年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的“三零”纪录。

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

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香港从疫区中除名，6月24日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7月5日中国台湾从疫区中除名，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

非典疫情就这样在肆虐一番之后突然消失了。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来证实这种不明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在这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战斗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呈上升趋势的。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所以也没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开始很多人以为疫情不过是在局部地区发生，谁也没意识到这会演变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疫情。

我们还没来得及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已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运。

新冠肺炎借助于春运期间庞大的人口流动量迅速蔓延至全国：一时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一幸免。

与此同时一场全国范围的疫情阻击战就此打响，我们为打赢这场与病毒的战争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我们有党和政府的统一协调指挥、有全体医护人员的坚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

武汉疫情爆发后全国各省市区以及军队系统陆续向湖北派出医疗队。

那段时间全国所有医护人员都在加班加点救治病患，与此同时公安、交通、社区等相关部门全都被动员起来组成了强大的联防联控体系，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积极踊跃为武汉捐款捐物。

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一个社区都变成了一个抵制感染风险的堡垒。

可以说疫情期间中国采取了几乎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管控模式。

这样做至少取得了以下三点好处：一是减小了大量的流动，从而使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二是下沉到了社区一级，便于管理感染者、接触者；三是容易控制疫情的规模，不至于过度扩散，让死亡者大量减少。

在中国如此严格的管控形势下实际上已从物理空间上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

在如此严格的防控措施下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疫情大爆发背景下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也在科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全球经济都被疫情困扰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非但没倒退，反而创造了出口贸易额的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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