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为何不顾群臣反对建立西厂？

从公元1368年明帝国建立朱元璋称帝，到公元1644年明帝国灭亡，锦衣卫和东厂这两大机构几乎贯穿了整个大明帝国的历史。

然而，除了朱元璋为巩固皇权亲自建立的锦衣卫和朱棣为镇压反对派亲自建立的东厂，明朝还有一个“昙花一现”的特务机构，这个特务机构名叫西厂。

那么，西厂到底是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务机构?有了锦衣卫和东厂，明朝皇帝为何不顾群臣反对建立西厂?

　　上图_ 朱见深(1447年—1487年)，即明宪宗

什么是西厂?

　　西厂是明宪宗朱见深建立的特务机构，其全称为“西缉事厂”。

明宪宗于公元1477年成立西厂，西厂的头目就是明宪宗手下赫赫有名的太监汪直。

　　西厂和东厂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相同之处在于，西厂的骨干力量和东厂一起，从锦衣卫中选拔出来。

但不同之处在于，西厂的管理范围，或者说侦察范围，比东厂更加广泛。

　　东厂的主要职责是对官员的言行进行监控。

除了明朝后期魏忠贤乱政的时间段里，东厂设立监狱关押政治反对派，东厂在明朝多数时期是没有监狱的。

东厂抓的人只能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讯，但东厂会派人前往北镇抚司参加审讯。

而西厂设立有自己的监狱，西厂可以不经过皇帝的命令，直接拘捕大臣。

这样一来，西厂的“司法权力”就比东厂更大。

　　那么，明宪宗朱见深为何要不顾群臣的反对，在锦衣卫和东厂的基础上增加西厂呢?

　　第一，明宪宗小时候的经历，为明宪宗设立西厂镇压政治反对派埋下了伏笔。

　　明宪宗朱见深，生于1447年十二月十九日。

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朱见深的叔叔朱祁钰监国，立朱见深为皇太子。

　　然而，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

公元1449年，朱祁钰正式称帝，改年号为景泰。

在朱祁钰和于谦的共同努力下，明军死守北京城，重创瓦剌，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随着景泰帝的地位逐渐稳固，景泰帝就废掉了朱见深的太子之位，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

　　公元1457年，景泰帝病重，大臣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人拥立太上皇朱祁镇复辟。

朱祁镇重新坐上龙椅后杀掉于谦等大臣，并第二次立朱见深为皇太子。

　　从以上的经历就能看出，朱见深虽然为皇太子，但他小时候却过早地卷入到皇权和太子之位的纷争中，这种频繁的皇权和太子之位纷争让朱见深的压力极大。

久而久之，频繁的政治权利纷争就给朱见深的性格带来了一系列变化：由于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因此，朱见深在主观性格上就有一种“缺少安全感”的感觉。

　　朱见深第二次当太子后，他主观上就恐惧自己的太子之位再次失去。

朱见深当上皇帝后，他主观上就恐惧有某些政治敌对势力要造反，威胁其皇权统治。

久而久之，这种“缺少安全感”的性格让他逐渐形成了口吃的毛病，这种“缺少安全感”的性格让他去寻找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贵妃，也正是这种“缺少安全感”的性格，让朱见深在位期间就不顾群臣的反对，设立西厂，并给西厂以更大的权利镇压政治反对派，进而巩固其皇权统治。

　　上图_ 明朝《出警入跸图》里身穿铠甲的锦衣卫

　　而且，明帝国中出现了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个人能力越强，越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稳定朝政局势，登基后越是自信的皇帝，其对厂卫的依赖就越少。

比如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孝宗朱祐樘、明穆宗朱载垕，这些皇帝对厂卫的依赖相对较少。

　　在明朝“特务统治”的特殊环境里，朱高炽、朱瞻基、朱祐樘、朱载垕等皇帝能尽最大限度的恢复中国传统的文官政治，这使得明朝在朱高炽、朱瞻基、朱祐樘、朱载垕等皇帝的治理下出现了“仁宣之治”“弘治中兴”“隆庆中兴”的大好局面。

　　相反，个人能力越弱，登基后越不自信的皇帝，其对厂卫的依赖就越强，厂卫的地位也就随之提升。

比如明宪宗朱见深、明武宗朱厚照和明熹宗朱由校。

　　公允来说，明宪宗给于谦平反，处理荆襄流民事件，“成华犁庭”横扫女真部落，减轻民众赋税负担，其执政期间还是给国家民众做了一系列好事，称得上一位有作为的守成之主。

但是，明宪宗建立的西厂却成为成化时期明朝政治空气污浊的标志，也成为明宪宗本人一生中不可抹去的“政治污点”。

　　至于明武宗和明熹宗，他们依靠刘瑾和魏忠贤，将朝政搞成了太监的“一言堂”，谁反对刘瑾和魏忠贤就把谁关进大牢迫害致死。

这使得明武宗和明熹宗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上图_ 魏忠贤(1568年-1627年)

　　第二，明宪宗时期特殊的内外环境，让明宪宗不得不建立西厂，稳定政局。

如果从稳定政局的角度看，西厂还是为巩固明宪宗在全国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但由于西厂的主流做法是侵犯人权，随意拘押大臣，所以西厂的正面作用不能上升到主要方面。

　　明宪宗从其父亲明英宗手里接过了一个内外很不稳定的“烂摊子”。

内部，明英宗冤杀于谦的负面影响一直存在，国内流民四起，聚众叛乱杀害官员。

外部，女真、蒙古鞑靼部落、瓦剌部落对明朝北部边境的干扰始终没有停止。

　　面对父亲留给他的烂摊子，明宪宗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其上台后的第一件“政治功绩”就是下诏给民族英雄于谦平反。

于谦冤案平反后，明宪宗又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荆襄流民、还出动军队打击女真族的挑衅，将努尔哈赤的远祖打得大败而归。

明宪宗还任用李贤、彭时、商辂、杨廷和等官员，将内政处理的紧紧有条。

　　然而，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明宪宗采取的一系列稳定明朝的内外局势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明英宗留给他的“烂摊子”问题。

　　对外，明宪宗始终没有解决河套地区的边患问题，蒙古对河套地区的威胁始终存在。

　　对内，明英宗时期留下的“传奉官”问题不仅造成吏治的腐败，还冲击皇权(嫔妃和太监能以朱见深本人的名义买官卖官)，这使得朱见深在主观上认为其皇权没有得到彻底的巩固，朝中依然有反对势力冲击其皇权统治。

　　为了全面稳定统治，打击反对明宪宗本人的政治集团，明宪宗就在明朝内忧外患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特殊环境中成立了西厂，并给西厂更大的权力监视百官。

　　上图_ 明朝《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西厂设立期间确实侵犯人权，随意拘押官员，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西厂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反腐败，打击不法官员的作用。

　　比如，明朝福建省的官员杨晔利用手中权力和父亲在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还准备出海当海盗。

有人举报了杨晔的不法行为，杨晔就贿赂官员，企图逍遥法外。

而汪直在得知杨晔的不法行为后，迅速将杨晔抓入西厂大牢严加拷打，杨晔交待了欺压百姓和贿赂大臣企图逍遥法外的非法行为。

杨晔最终被明宪宗处置。

如果没有西厂和汪直，杨晔极有可能就逍遥法外，进而继续欺压百姓。

　　正因为西厂在客观上有打击不法官员，稳定统治的作用，这使得西厂在明宪宗内忧外患完全尚未评定的特殊时期存在一定的正面意义。

但由于明朝整个的特务统治，历史负面评价较多，所以西厂这一产物被后人视为明宪宗的“政治污点”。

我们不能因为西厂在当时存在的某些正面意义，而将西厂当成推动明朝历史前进的产物。